一、王东岳老师的序言
西方哲学跟东方思维方式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乃至于经过翻译后的西方哲学书籍几乎全部走味。即使读翻译后的西方哲学原本原著，仍然很难体会西方哲学究竟想说什么。本文如果严格按照西方哲学的表述方式，读者一定会是在云里雾里。因此本文只能讲述西方哲学最基本的梗概，用相对直观、经验化和科学化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大学哲学系中二百多个课时的内容，探究这个哲学思维的基础。这些内容要是。这种表述方法可能只能把哲学的一些意念给读者，并不能展现出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真正的推理方式，仅仅算是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启蒙。如果读者在这个基础上，还想对西方哲学的思脉进行更细致的了解，建议读一两本西方大哲的原著，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和《形而上学的沉思》、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和《海拉斯和婓洛诺斯的对话三篇》、休谟的《人类理解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历史哲学》等等。这里所说的西哲原著仅指西哲原著译本，因为学习外语本非易事，况且就算把外语学得非常好，也不见得定能理解外语原著，正如我们要理解中国的哲学书也并非易事。如果觉得西哲原著难读，建议从王老师的《物演通论》入手。
“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广义哲学”大抵是把一切稍显玄妙的东西都标榜为哲学，或者，是把粗陋的*治鼓吹附会其间，故在现代中国早已泛滥成灾。因此，才出现国人多“哲人”的局面，此可谓萝卜白菜哲学。然而，惟因如此，国人也离哲学最远。钱钟书在《围城》一书中写道：“中国从来没有过‘哲学家’，只有‘哲学家学家’。”也就是说，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大抵是在研究其他哲学家的哲学，而并非自己的哲学。所以中国会有很多“哲学家学家”，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哲学家。本文仅就“狭义哲学”而谈。
严格说来，中国自古就与哲学无缘。在有关“国学”的系列讲座中，王老师曾经只用“中国思想史”之说，而不用“中国哲学史”，即为避免混淆。尤其麻烦的是，建国以来，从中学到大学乃至专业研究生，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正统哲学，并将其他学说斥为异端，结果造成一片荒芜。“严格说来，马克思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集经济学和*治学于一体的巨匠，所以把他的学术体系冠以‘*治经济学’之名实在是很恰当的。至于用他的眼光看，由配第创立的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一种‘*治算术’，由黑格尔创立的辩证法深藏着某种‘革命意识’，则大抵只能表白他的*治情怀，却不能证明经济学或辩证论的学术性格。”（《物演通论·卷二》）马克思一生没有一本哲学专著，甚至没有一篇哲学论文，他只说过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意思是说，他不能成为只研究如何认识世界的哲学家，而是要成为改造世界的实干家。
然后，我们又反过来崇拜科学。殊不知，哲学乃科学之父，这就造成搞科学的人不懂科学（如某科学院院士），学科学的人也只搔着皮毛（如勤奋于数理化而不结正果的中国学子），于是呈现如此情景：一群迷信科学的人恰好是（哲学）科学盲。真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只解决认识世界的问题，正如真正的科学家只追究科学的思路，而绝不追究这个学问的用处。把科学加以运用的人是工程师，而工程师绝不是科学家。这里举一个例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是一个纯粹的极端抽象的理论，连实验都无法在实验室里做，只能在头脑里做，叫做理想实验。后来奥本海默等人，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发和制造，但他们并非真正的科学家。因此，要想研究哲学，只需把认识世界的问题探究到极致，而不需要理会改造世界的问题。其实，牛顿、爱因斯坦首先是哲人，然后才是科学家，这个话题下文会谈到。
第一讲“哲学”：智慧游戏与逻辑通道
“哲学”是什么？（1）
我们看西方哲学家的原话。
叔本华：“对一个人而言，假若他看见的众人和万物都不曾时时看上去仅仅是幻象或幻影的话，他就不会是一个拥有哲学才能的人。”（《意志和表象》第三卷）
叔本华：“一般说来，世世代代的聪明人都说着同样的话，而在任何时候，组成人类绝大部分的都是一些傻瓜，就行为方式来说，他们也是一模一样的，并且动辄背道而驰，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下去。就像伏尔泰所言，正如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之时一样，我们将任凭它恶劣和愚蠢下去。”（《生活的智慧》绪言）
罗素：“究竟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呢？”（《西方哲学史》）
亚里士多德：“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
康德：“哲学家的事业正在于追究所谓自明的东西。”（《形而上学》）
赫胥黎：“不可知论是唯一可靠的哲学。”
西方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米西莱：“形而上学就是一种有条理地把自己导入云里雾中的艺术”。
赫拉克利特：“我听过许多人谈话，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认识到，所有的人都离智慧很远。”
“哲学”是什么？（2）
哲学（philosophy）一词由希腊文phileo（爱）和sophia（智慧）的字源合成，哲学史家一般认为毕达哥拉斯首先使用了这个概念，十九世纪有日本人依据中国古文献中“哲，智也”而将其译为“哲学”，意即智慧之学云云。也就是说，哲学不追究任何具体的对象，它只是把思想、智慧、逻辑玩弄到极致。这就是爱智慧一词的意思。
亚里士多德后来将其总结为“metaphysica”，意即“物理学之后”，中文译为“形而上学”；此时尚在追究“本体论”，分“质料”与“形式”两路，故有亚氏总结的“四因论”，即他添加的“动力因”和“目的因”。“质料”一路：以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形”、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为开端，再经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恩培多克勒的“火、水、土气”，直至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而达到成熟；“形式”一路：以毕达哥拉斯的“数”为开端，经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和芝诺的过渡，到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理念”而达到成熟。欧几里得的“形论”是它的继续表达，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是它的最后总结。所以亚氏会认为：质料是原料，形式才是本质，此成康德范畴之伏笔。
“哲学”是什么？（3）
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东临太平洋，北面是高寒地带，西面是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西南面有横断山脉。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产生农业文明，生存关系自然极度紧张，因此人们就算再有个性，也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去张扬。而希腊处于环地中海地区，文明之间的交流十分便利，由此形成了古希腊的半商业文明。它讲究的是个人自由，是个性伸张，同时它也就会缔造一批自由的游离分子，这就是哲人。西方有一句话，恩格斯也说过，叫“贵族出文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剥削阶级出现以后，他们不用终日劳作，能够把自己的人生精力全部腾出来。大多数人沦为纨绔子弟，极少数人却去追究思想。在古希腊这一半商业文明中特别容易造就出这一类人来，这些人有时间、精力和条件，去做追究思想的事情。
同时，古希腊哲学的诞生还与其特殊的拼音文字有关。所有人类早期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但是因为环地中海地区文化交往十分频繁，语言不通的现象非常普遍。于是，人们就根据发音注上音标，最后干脆把象形文字抛弃掉，于是拼音文字就出现了。可是拼音文字没有符号化的实际意义，它们必须在语法逻辑结构中建立起意义。如果缺乏逻辑，使用拼音文字说话往往会导致词不达意。正所谓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符号。于是拼音文字会派生出一种逻辑强迫症，使得他们能够进行中国人绝然不会想到的这一脉逻辑游戏。
就这样，哲学——古希腊一群“大号儿童”所玩弄的纯逻辑游戏诞生了，古希腊文明因而成为汤因比所列举的种文明中唯一能诞生哲学的特例。之所以把古希腊哲学家们说成是“大号儿童”，因为此时的哲学仍属幼稚思维，故见自然问题抽象之起点，是乃“自然哲学”，类似阴阳爻。而且，他们知玩知乐不知用，更像儿童，故成哲思而非中国式的易卦。纯逻辑游戏。由于无用，不受实际需要的牵挂，加之逻辑化语言的牵引，遂将逻辑追问进行到底。要注意的是，古希腊哲学尽管特例，其实是人类早期文明最大摇篮中的必然产物。
此处穿插着介绍一下弗兰西斯·培根的四假象论。培根认为，所有人都陷入在四种假象之中。一是种族假象，人感知世界必然带有人这个物种本身的局限性，而且由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所形成的不同人种和不同种族的生活方式的不同，所需要的信息内容不一样，所以人必然是各自采集同自己的生存相关的信息构成知识；二是洞穴假象，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非常局限的小环境和小思境之中，即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是一只井底之蛙；三是市场假象，我们从外界得到的信息都是别人出于某种目的编造的信息，我们被这些信息左右和困扰，然后用这些信息编织我们的世界图景；四是剧场假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内在的定型的思路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把所有的信息放在这个固定的模式和轨道上加工处理，必然会得出跟自己的想法相吻合的结局，即文化的遮蔽效应。所以，你所知道的世界永远是虚幻的，这是弗郎西斯·培根的说法。培根最著名的书叫《新工具论》，里面其实并没有多少知识。培根只是个经验论者，并非在纯逻辑上推演哲学的人，因此培根的“四假象论”离真正的哲学还很远。
“哲学”是什么？（4）
总的来说，西方哲学具有三大基本特点：追究终极（对照中学的“述而不作”）、逻辑反思（对照中学的“微言大义”）、科学前瞻（对照中学的“社稷关怀”）。它实际上是一个无用如地基、怪诞而深奥的纯逻辑工程。下面就具体展开来说哲学的三大基本特点。
1、追究终极
我们在日常情况所追究的具体问题，包括科学问题都是多因素问题，所以有一个统计学方法叫多因素分析。比方说，陶瓷的制作里面有成十上百的因素：选择、和泥、工匠的手艺、釉彩师傅的画工、烧制师傅的火候把握……它们都在左右着陶瓷的质量。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回答陶瓷质量好坏的原因。
再者，感冒也有上百个因素。它不仅因为细菌，不同的人感染了同样的细菌会导致不同的后果，这就可能是遗传因素——先天免疫性的差异在做怪，还会受最近的生理状态、精神状态和大众的接触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还只是我们表面上能看到的。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多因素问题，而所谓的科学实验，就是运用控制变量法，每次对其中一个因素进行研究。可即使这样把所有因素全部研究完，我们仍然不知道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因为这些因素能够的排列组合是无穷无尽的。古希腊人对这一点很清楚，所以他们探究问题必须找见这个事物的唯一因或第一因，亦即终极原因。
“仅拿人类思想史来看，可以这样排序：神学（含从图腾到宗教的发展全过程）是物演感应属性或感知属性进位至理性层级的初始阶段，它以‘信仰’方式作为简捷推理和达标定格的代偿实现形态；而后是哲学（含科学之胚的博物学），它主要继承了神学纵向探求终极原因的传统（兼以未分化的横向观照），却借助于典型的‘理性’方式作为逻辑推理和格物致知的代偿实现形态；再后，科学问世，‘科学’者，‘分科之学’也（亚里士多德定义），它标志着感知属性的彻底分化，同时继承哲学的‘理性’工具（兼以神学阶段所用的虽属低级却简捷有力的‘猜想’），全面展开了纵向演化轴上的求知和横向多态系上的识辨，从而实现了逻辑分化和感知结构得以最终形成的理性代偿形态。”（《物演通论·卷二》第九十二章）可见，追究终极是神学与哲学的共同点。神学是人类最原始的学问，它是西方人最原始的那一层文化思脉，表达着一个最幼稚、最粗糙的思想模型。即便如此，它至少做到了一点——以找见世界的终极原因为目标。神创说把世上万事都归因于神，神便是那个第一因，也是唯一因。因此，神学属于终极关怀。
现在来看哲学。牛顿从来不承认他是科学家，因为在西方哲人看来，科学只是表层的学问，所以牛顿的代表作名字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讨论的问题，是世界为什么会有运动，这个直接动量是从哪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力学的根本问题。牛顿认为，物体作匀速直线运动时不需要力，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才需要力。这似乎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悖，但实际上，牛顿是建立了另一个重要的力学概念——摩擦力。所以牛顿认为，物体进行运动是它们天然的属性，但自认为哲学家的牛顿为了追究到它的终极原理，必然要追问是谁给的那第一把推力，导致宇宙万物作匀速直线运动永恒而不停。从单纯的力学上讲，这个推动力永远找不到。于是，牛顿在直觉上给它一个结论：神是第一把推动力。这在今天的我们眼里可能会很可笑，可这标志着牛顿是哲学家。牛顿费尽心力寻找第一因、唯一因，最终却没能找见，倒是找到神那儿去了，找错了。所以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以后，牛顿的学说全部崩溃。这是哲学思维的第一个特点——追究终极，这种思维方式的难度和深度可想而知。如果你的思维方式达不到这个点上，而用多因素的方式探讨问题，你就离哲学很远。
反过来看中国思维方式的第一个特点——述而不作，亦即只叙述前人的东西，而绝不创作和创新。这跟追究终极不停地往前追究，往深里走正好相反，因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史就跟人的生长史是一样的，人越小时建立的观念一定是越幼稚的，所以前人所说的东西一定是更浅而且更幼稚的。如果述而不作，就只会往越来越浅的问题上追究，而不会往深处纵深。虽然这个“述”本身越来越复杂，可它的深度并没有变化。
2、逻辑反思
“反思”这个词如今常被误用为“反省”，它的原意应该是用思想拷问思想，或者说用思想反过来思想思想。一般人只把智慧直接运用在对象上，而从未想过这思想本身还需要追究。只把感知能力无意识地施加在对象亦即外物上面，叫做智慧，叫做感知，叫做思想。可是，如果我们的感知过程和思想过程乃至于逻辑格式本身会扭曲对象，假如感知是有规定性的，假如思想方式在作用于对象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把对象扭曲了，我们不首先反过来追究自己的感知和思想是什么，还有什么资格讨论对象？“哲学首先遭遇到这样一重难关：你能否超越于精神之外去探寻存在？倘若不能，难道你面临的第一道存在（甚或是唯一的存在）不就是作为存在统摄者的精神存在吗？由于精神和感知的这种暗箱封闭性，我们一时尚无法直接探讨这个精神世界内的种种‘幻象’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即使我们只是在讨论具体的‘某物’，那某物也早已是现象在精神中的某物了。即是说，‘物的存在’或‘非精神的存在’是不可直接指谓的存在，凡指谓为‘存在’的存在均不免当即呈现为‘观念中的存在’，是谓‘形而上学的禁闭’”（《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一章）。我们把这种思维方式叫做反思。在现代生理学和现代物理学出现的两千多年前，西方哲人就在探讨这个问题。由于他们的探讨方式之玄妙，无法用容易理解的语言直接表述，本文仅引用现代的、科学化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以便读者能更容易、直观地理解反思的价值。
我们一般所说的逻辑都只是狭义逻辑，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必然的导出”，可实际上过去的哲学家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感性、知性、理性其实都有逻辑。而亚里士多德以及现代逻辑学家们总结的都只是狭义逻辑，就是思维的模式及其必然的导出。其实生理学家早已明白，感性也是有逻辑的，只是它们都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这其实跟电脑是同一个道理。电脑逻辑是只有0和1的二进位制逻辑，它仅凭这两个数字可以缔造任何图像。人的感官也是一样，五官建立的世界表象只是一系列信息刺激要素进入大脑，被显意识之下的潜意识加以整理，所变成的感觉。因此，感性后面也有逻辑，我们把它叫感性逻辑。那知性后面也有逻辑，我们把它叫知性逻辑。理性后面也有逻辑，就是现在说的狭义逻辑。而我们可以肯定地知道，最初的生物在逻辑进化的过程中，最初只有感性。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神经中枢，它只有神经网，顶多有极少部分神经节，所以它没有这个皮层中枢，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逻辑，因为它已经有视觉。到脊椎动物，开始出现知性判断，这时候才出现低级中枢，高级动物还没有形成。但这时已经有知性，当然也有知性逻辑在里面。到灵长目动物，开始出现高级中枢，才出现了显意识上的狭义逻辑。而在这个进化过程中是没有任何飞跃的，这是达尔文的一句原话：“自然界里没有飞跃”。所有东西都是在一点一点地变化，基因是在一个个地突变和激变，绝不会突然从猴子变成人，它中间一定会有猴子和人的那个中间阶段。猿猴站不直，想上树上不去，想追动物追不着的那个阶段。所以，从感性逻辑到知性逻辑到理性逻辑是一脉演化过来，只不过我们找不见它的分界点。我们之所以把事物截然地分出概念，是因为要运用概念必须界定经济的概念边界，否则概念无从演运。所以甚至连我们的感官都会把过渡的这个波长，完全没有分割、没有飞跃的这个波长，从毫微米到毫微米，截然分出赤橙*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其实它们可以分辨出来一百五十钟过渡色，可你拿语言一旦表述，或者拿眼睛一旦判断，只有这七种颜色。这是我们为了建立我们的思辨系统所必须的误认，如果找不见这个边界系统，我们就会建立不起来自己的思辨系统。所以我们的感知只为求存而设立，不为求真而设立。
“视觉——它大约占去人类感觉信息量的70～80％，然而，视觉只是生物生理感光系统（源自于原始无感官生物之光合作用的代谢需要及其趋光性，而原始生物的‘趋光’并不是为了‘趋求真理’）的一种机能表现，它只在极有限的照度内对～毫微米之间的光波可感（故谓之‘可见光波’）。即是说，凡不在这个波长范围内发光或反光的物体对视觉来说均属不存在，或者，凡不以发光或反光呈现其属性的物体对视觉来说均属不存在，而且物体的基本构成如何影响着它与光线的关系，并不是目力可以直接探察的事情。再之，对光的“可感”并不意味着对光的‘真感’，因为把‘光’（即‘光量子’或某种‘能量单位’）感觉为‘亮’非但没有澄清‘光’是什么，反而令光子的本性在恍恍惚惚的光感中失之尽净。试想一下，假若让这一束‘能量单位’不是作用于视网膜和视中枢，而是作用于其他物体譬如溴化银底片上，则它所产生的理化反应可能反而是使感光者不自觉地变“暗”了。进一步讲，倘若贝克莱追问：何以见得引起‘亮’感的东西一定是‘光’？你其实已经无法为之提供更进一步的证明了，因为当你数说种种有关‘光’或‘光子’的特性时，你的根据仍然不外乎是‘亮’。可是，‘眼见为实’却历来成为检验知识的最可靠的根据，即使是那些以排除主观倾向为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实验观察’亦须以‘观’为证。如果动辄就提出如下质疑：我们何以会将物体发出或反射光波的单一属性武断为对物体本身的可靠认识？以及，我们何以证明‘引起亮感的过程是由于光’的所谓‘科学结论’不是一种武断？则‘认识过程’在其尚未进行以前就应该休矣。
色觉——世界本无色，所谓‘颜色’不过是可见光谱中不同波长的光波作用于视觉系统的感觉转换产物。混合光产生白色光觉，单一波长的光波只要相差5毫微米，人眼即可产生不同的色觉，故从～毫微米之间的光波中大约能变换出多种不同的‘色’，主要为：红（～）、橙（～）、*（～）、绿（～）、青（～）、蓝（～）、紫（～）等七色。至于红和紫以外波长的光线，则陡然成为没有任何“颜色”的‘理念之光’了。
听觉——世界本无声，所谓“声音”不过是16～赫兹的机械振动波刺激听器官所引起的‘错觉’。错就错在这“声音”本身并不能反映出‘什么是声音’，反而让听者误以为‘声音’即使在耳朵之外也直接是一种客观的音响。而导致此项错误的不仅仅是鼓膜、耳蜗毛细胞和听神经中枢，就连外耳道也参与作祟，致使较小的振频变成很大的声音，却对较高的振频充耳不闻：‘根据物理学上的共振原理，一端密封的管道，能对波长比它大4倍的声波发生最好的共振。人的外耳道平均长度为2.7厘米，它的4倍是10.8厘米，后者与赫兹声音的波长（11.4厘米）相仿。因此，人类外耳道的共振频率为赫兹左右。由于这种共振因素的存在，当赫兹的振动波传到鼓膜时，听力可增加10分贝左右。’（引自《生理学》）
也就是说，在真实的身外世界中原本并没有艳丽的色彩或悦耳的声音，倘若人类的眼睛和耳朵在构造上起初直接就是光谱仪和振频仪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或听到的世界一定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可见，‘有声有色’只不过是某类自然存在物（如某些动物）为维持其存在而不得不对‘异我者类’（即一切依存对象）加以扭曲的特定感应方式而已，但对于这些动物来说，把世界武断为‘声色迷离’的生存舞台却又是一个讲不得道理的必须。
再者，纵然我们闭目塞听，以防‘上当’，触觉摸索出来的世界照例不过是形状、体积、温度和硬度等有所差异的‘感觉要素的集合’（马赫语）而已，且由‘感’成‘觉’的过程仍然必须借助于武断方能完成，譬如，从铜、岩、铁、钢一直到钻石，各类固体物质的实际硬度差异颇大，但触觉所示几无分别；又如，热是物体内部分子不规则运动释放的一种能，生物的温度觉把它转化为冷或热的感受加以认知，虽然就此感触本身而言不能不说知之确切，然而那被武断为“热”的要素若未接触到皮肤究竟会是一种什么东西，受热者其实连自己已经武断过一遭也毫无觉察。
氨和吲哚等挥发性混合气体分子作用于鼻腔最上端的淡*色嗅上皮细胞，于是我们要为不愉快的粪臭味而蹙眉屏息，从嗅觉中我们并不能直接得出气味与分子结构之间关系的结论，但是大凡对人体不利的东西总会被我们体验为不够美妙的刺激，而美与不美纯属主观的武断，犹如苍蝇一定认为上述气息正是美味一样。
味觉感受器味蕾给出的各种口腹之欲，不过是由酸、甜、苦、咸四种基本味觉相互配合而形成的，它们与产生味感的物质之关系，迄今亦无任何专家能够说得清楚，譬如‘酸’味是由溶质中的氢在液体中电离出来的氢离子亦即质子造成的，那么，其它元素或其它离子是什么味道？或者何以就没有味道？这样的问题显然超出了以‘武断为知’的一切感性觉悟的能力范围。
人类对空间位置和自体运动的感觉来自深藏于内耳的前庭器官，即使闭上眼睛，人体极轻微的倾斜也瞒不过它，然而人类随着地球高速翻转，灵敏的前庭半规管却对此一无感觉，致使人类空活了上百万年还不知道自己脚下的大地竟是一个自行转动的球体。拉开了人类科学史序幕的哥白尼，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填补了小小前庭器官的失能，可是如果我们整天都处在对这种天体旋转运动的准确感知之中，恐怕眩晕浑噩的人类——如果他们不肯失之于上述种种先验性武断的话——早就已经不知所终了。（《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五章）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感觉不能得到世界的本真，那么把感觉提升到理性的逻辑上面来加以分析又会如何呢？可是，既然感觉都是虚假的，那么在这些虚假的信息上再加多一层主观整理的程序，又怎么可能离真更近呢？逻辑有三种基本形式：纯逻辑、归纳法、演绎法。
所谓纯逻辑，是指把所有被感觉扭曲的信息全部屏蔽掉，单纯用逻辑来推导事物。比如数学和几何学，就是运用纯逻辑思维，对抽象的事物进行推导。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数字和点、线、面。在人类所有的学识中，只有三种学问——数学、物理学和哲学要使用精密逻辑或者说是纯逻辑，而我们一般人实际上使用的是粗略逻辑、模糊逻辑和混乱逻辑。
“Ⅰ．但凡究诘知或知性的根蒂，也就是借助于纯逻辑的推理和思辨方式，譬如问：逻辑运动究竟是按照自身固有的程式自行展开呢？还是通过真空般的感知‘孔道’（恩培多克勒语）完全无我地反映着外部世界的运动程式？则究诘者必自陷于哲学上那个永劫不复的泥淖——举凡你能提出来作为证据的东西，正是你应加以证明的东西，或者说，所有你能拿出来的证据本身就是你要证明的对象，这使得一切证明都落于无效，也使得一切证伪都落于无效。除非你盲目地事先假定，你所给出的任何东西或证据都是精神源性的，或者都是外物源性的，然则你的所有证据都会立刻有效，而且足以充分自如地互相印证。但是，这样一来，你原本所拟探索的那个最基本的‘知与在’的本质及其关系问题就仍然只是一个武断。可见哲学史上的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在逻辑上纯属无意义，难怪维特根斯坦认为既往的形而上学统统是语言病的产物。[但这并不表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议论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表明形而上学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庸人自扰，反倒应该说，形而上学成为一门显学以及理性用智成为一种必须都提示，人类的自然生存形势及其感应依存形态正在逐步趋于危在和伪在的方向，亦即人类的求存代偿进度正在跨入一个愈来愈精神化的崭新而虚妄的境界。因此，柏拉图的哲学思考应可视为是人类智质进化的里程碑和自然感应代偿的新阶段，而且，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使随后的‘休谟陷阱’有了得以发现和化解的内在参照系。尽管这样一来，我们确实堕入了感知效应越来越失真以及纠错频率越来越紧迫的恶性循环之中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
Ⅱ．但凡借助于逻辑上的归纳法来求知，则获知者之所知注定成为只能证伪不能证明的偏见，然后，你还必须用这种以偏概全之知作为验证所知的根据，因此到头来依旧不过是一局彻头彻尾的武断罢了。譬如说，此一天鹅是白色的，彼一天鹅也是白色的，于是得出凡天鹅皆为白色之结论。可你毕竟未能一一考察世间所有的天鹅而使之穷尽，因此作为一项证明是无效的。虽然如此，你还是得将上述结论作为有效证明姑且武断地接受下来，否则，你可能陷于永无所知的困境。如果有一天，澳洲的黑天鹅作为有效的证伪项亦被归纳进来，你的所知不免顷刻间崩溃，而且，为了谨慎起见，你最好不要再对天鹅的颜色作什么结论，尽管诸事皆处于这种无知状态又为你的生存所不允许。可见，归纳法是如此糟糕的武断求知之法：它要么导致误知，要么导致无知。然而你却不能因此就说，以前的误知还不如今天的无知，因为终究得靠武断的误知才使知者有知。[休谟是一个经验论者，他的‘知识源于感觉经验’之说，是对柏拉图的‘知识源于理念回忆’之说的纠偏。但他首次发现，从单称判断和特称命题的系列中不可能导出全称判断和普遍命题（一切合规律性的知识、见解以及科学理论均属普遍命题），从而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是从特殊过渡到一般”的错误结论，也就是我们大家所坚信不疑的“新知来源于积累”的那种错误（是谓‘休谟陷阱’或‘休谟问题’），这给康德造成很大震动，促使康德重新思考知识的起源问题，康德后来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学说实际上就是对柏拉图理念论和休谟不可知论的一次综合，也是为遭到否定的归纳法寻求出路的一次必要而又难免含混的尝试。]
Ⅲ．但凡借助于逻辑上的演绎法来求知，则获知者之所知注定成为只能证明不能证伪的偏见，而且，由于你借以进行推演的根据恰恰来自于有限的归纳，因此看起来似乎成立的证明其实不过是建立在武断基础上的武断而已。譬如说，凡天鹅皆是白色的，若澳洲有天鹅，则可得出澳洲的天鹅亦为白色之推论。单从逻辑出发，此项证明成立，然而，对于这项证明的可靠性，你却根本无从求证，即完全没有逻辑上的证伪之余地。因为如果你去实地考察，发现澳洲的天鹅竟有黑种，则作为证伪这已是归纳法的证伪，而不是演绎法的证伪了。除非你借以进行演绎的根据全不与归纳相关，而是来自于所谓纯粹逻辑的公设和推导（假如神学、形而上学、几何学或数学演绎算是如此的话），然则你又不免陷入上述纯逻辑那个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循环论证之窠臼。”（《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六章）
一般人对自己的感官非常相信，从来没有怀疑过它们在欺骗自己，然后更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对感官的高级整理。感官是对外部信息世界的虚拟，逻辑又对感官作的这些虚拟材料进一步地按照某一个固定格式虚拟，然后得到了自己的世界图景，我们却把它叫做客观世界，岂不荒唐。可见，我们所说的世界永远是我们的主观世界，而千万不要说“客观”这个词，因为一旦“观”就已经是主观了，它离“客”就已经很远了。“客观”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至于我们的知识为什么会有效这个问题，亦即哲学上最重大和最难解决的问题，本文随后再谈。
反过来看中国思维方式的第二个特点——微言大义。汉字只有个音节左右，每一个音节实际上原本只对应一个字。所以严格地讲，中国只有不到个字。中国象形文字的使用及象形文字的具象思维方式，衍生了微言大义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这导致了中国的先贤从来不在逻辑上细密推求，而习惯于宣布真理。
3、科学前瞻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讲科学，可实际上，科学是古希腊纯哲学的一个虚衍的后生产物，而诸如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等更是科学衍生的使用层面的皮毛，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最浅层东西。中国人现在的文化格局，是既把国学丢个精光，又把西学只学个皮毛。那么，科学、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在中国这一文化思脉中从来不产生科学？科学究竟是怎样导出的？先说一组数字：中国人从中古时代以后一直到现在，她的人口总量一直保持在占全世界人口总量的20%以上，但从哥白尼时代算起，中国人给数千条科学定律发现的贡献率不到0.5%。犹太人的人口历来只占世界人口的不到1%，他们给各科学定律的总贡献是15%以上，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比更高。
我们讲，哲学是科学之母。这个话从哪讲起呢？回到古希腊时期。先说第一个例子，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留基伯，他的弟子叫德谟克利特，他们师徒俩早在2年前就提出“原子论”，认为万物的存在只是假象，它们一定是由一种最基本的东西组成的。这个想法，现在的中国人都可能会觉得很唐突。上个世纪，美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家盖尔曼，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他是夸克的发现者，他写过一本书，翻译过来叫做《夸克与美洲豹》，当然这本书不算哲学书。他在这本书里说，万物都是由夸克和轻子组成。可是为什么会有万物的差别呢？迄今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可这个问题最早由2年前的留基伯提出，此后19世纪末期卢瑟福发现了原子模型，把质子和电子的组合体命名为原子，认为这就是万物组成的基本粒子。以后科学家又发现，原子还可以再分，而分出来的基本粒子还是可以再分割的，直到现在出现夸克。可是，这研究的还是2年前留基伯提出的原子论问题，而这个问题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它要问世界和存在和物质的终极原因是什么。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毕达格拉斯。我们今天都知道毕达格拉斯是西方数学的鼻祖，可是他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要读哲学史从来都绕不过他。他奠定了整个数论体系的基础，用数学的一些最简单的方式在2年前计算音乐——人类所使用的音律，发现了12个音律的数学关系。他是整个数学作为逻辑思维系统的笔祖，可是他一点都不认为数学是有用的。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关键点叫做“世界是数”，或者说“万物皆数”。也就是说，毕达哥拉斯研究数学是为了研究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他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世界都是幻象，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无终止的飘游变化中，而凡真存者必为恒存者，那么颠扑不破的数理逻辑就应当是世界的本原。这就否定了泰勒斯所说的“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个命题，而且显然要比泰勒斯高明多了。毕达格拉斯因此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唯理论哲学家。
紧接着出现了一个了不得的古希腊大哲——柏拉图，他最重要的哲学理念叫做理念论。柏拉图在他的学园门口墙上写着一行字“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因为当时不懂毕达格拉斯的数学，就不知道哲学在什么逻辑通道上运行。柏拉图认为万物都是飘忽不定的，因此不是真存，那么为什么会有真存呢？因为会有理念存在。而理念是不朽的，因此世界的本原是理念、精神、逻辑。他自己用过一个例子：木匠做的桌子总会朽坏，可为什么世界上永远会有桌子存在呢？因为有桌子的理念，存在于木匠的头脑里。桌子坏了，我们按照桌子的理念可以再造一张桌子，因此桌子永存，而这只是因为理念永存。柏拉图的本意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像桌子一样不过是一个表象，它的后面还有一个让它存在的根据，他追问我们所能看到的世界后面的那个决定它存在的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追究终极的思维方式。
紧接着，又出来了一个人物，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欧几里德。我们今天都知道欧几里德是几何学家，都认为他是科学家的一员。搞错了，欧几里德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做几何学不是为了科学，更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给柏拉图的理念论做证，证明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对的。欧几里德为了寻求所有形的本质和所有形得以存在的背后的根据，必须先找见逻辑的极点。他用了三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抽象出来的点、线、面建立他的逻辑基础，用五条在逻辑极点上的公设，推出了整个几何学十三卷。比如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最短，这条公设用不着再拿逻辑来推导，因为它已经在逻辑的极点上，逻辑已经无法在这上面继续追究了。直到近代，黎曼把几何图形放在球面上，才出现了非欧几何，这成为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在这之前，几乎没有人可以对欧几里德的逻辑进行修订，他的逻辑功夫就做得如此致密，可他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证明柏拉图的理念论是正确的。它在理念上能够推出一切形必须遵循的规则，尽管是三角形的山会倒塌，笔直的河流会干枯，平坦的地面会塌陷，这些规则却是恒定的、不可颠仆的。这就是哲学的第三大特征，叫科学前瞻。正是这一系列哲学追问，缔造出了后来的科学，科学就在这一类纯哲学的不断追问中逐步诞生。由于它越来越接近于实用，所以它越来越浅薄。但也因此，它越来越具有确定性。可是它的确定性，恰恰是它的疑点。
但凡人皆有独到之一见，而思想家乃有创世之构思者，也就是说思想家能够建立整个世界的逻辑模型。地心说缔造农业时代，万有引力世界观缔造了工业时代，现代宇宙论世界观则缔造了核时代和电子时代。人类的文明历来铺垫在主观逻辑的通道上，而不是客观世界的通道上。这就是思想家的份量，这就是那些做最无用的学问的人的力量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引领人类前进，而不是生产力引领人类前进，马克思的学说从根本上错的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哲学外行。正由于有了不同的世界模型，才有了不同的时代。如果这样讲，我们把整个人类史搬出来，可以称得上思想家的人迄今也不过十几个而已：古希腊时代有毕达格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古典哲学史中能数到康德、笛卡儿，科学家里面我们能数的只有四个人——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在中国能称得上思想家的，老子算一个，孔子顶多算半个，因为孔子只承认人事才是世界。这就是被我们标定为思想家的人，他们给我们呈现世界观、宇宙观的模型，这样的人才叫思想家。
反过来看中国的思维方法的第三个特点——社稷关怀。中国人的生存形式，导致中国所有的先期智者都把精力集中在了社会和人伦问题的探讨上，因此中国的学术历来是学以致用的，自古讲究知行合一。《荀子》有言“学至于行而止矣”；《中庸》主张我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最后笃行之，就是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归根结底是为了笃行；朱熹讲“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就是说学习学得再“博”，最重要的还是提出纲领，而这归根结底在于它能够实行。可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和科学，从来跟“行”没有关系。真正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从来不过问“行”，只把问题探讨个所以然，把思脉追究清楚，到此为止，决不往前多走一步。对于大哲来说，多走一步都是荒唐。这就是为什么牛顿的万有引力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直接拿来是不能用的，必须让工程师把它分化到一点一滴的细节上才能用。有了它这个原理性基础，下面的所有分支才有统一的逻辑根据。
附录：“依赖模型的现实主义”
史蒂芬·霍金的哲学书《大设计》内容摘要：“实在性”不过是一套自洽的和观测对应的主观图景和逻辑模型，谓之“依赖模型的现实主义”。如果两种模型满足同样条件，你就不能分辨哪种更实在些，选其方便者使用而已。
金鱼在圆形鱼缸中的歪曲视野，与人类处在M理论中所谓的十一维时空卷曲七维后的四维曲折时空中相似。（何况人脑与感官也属于别样的透镜。人脑还要把*斑空缺及视觉折光的倒置影像加以调整。）
公元年前后问世的托勒密地心说与公元前三世纪阿利斯塔克提出的日心说，哪一个更正确？（阿利斯塔克当时面临的两大难题与哥白尼完全相同：1、若地球并非静止，何以星系或星座的空间位置能够保持不变？即光行差与恒星视差问题。2、若地球绕日公转和自传，朝上垂直抛出的物体落点为何不发生西移？伽利略观察到金星盈亏解决此问题）
年汤姆逊发现阴极射线，将其设想为“电子”微粒；“夸克”只是解释质子与中子性质的一个理想模型；迄今谁也没有见过电子和夸克。
好的模型的标准或条件：1、它是优雅的；2、不可任意调整即精确；3、可通过预测等加以检验；4、可被证伪。但这四项都不能排除是主观的。
霍金离真正的哲学家很远，因为西方真正能理解西哲的人也是极少数。霍金尚未回答三个疑问：1、为何会发生逻辑模型变革？2、“正确”仅仅是“方便”吗？（事实是越来越不方便）3、模型、正确、方便等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霍金的哲学观里有大量的破绽，这里只是为了让读者明白：真正的科学家的背景知识中，一定有这个哲学基础。他用不着研究哲学，也不必成为哲学家，可他的精神背景对哲学非常清楚，或者说他的思维模式就是这个模式。他的潜意识里已经有这样的信念：科学跟真理和客观规律没有任何关系。
恩培多克勒的“唯物反映论”
恩培多克勒可谓是“唯物反映论”的鼻祖，他最先开始较系统地探讨认识论问题。他的观点很奇特，但其实又是最贴近于常人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的各个感官大致上是类似真空的若干“孔道”，通过外物发散的某种粒子“流射”而形成感觉。大约他也发现不同的感官具有不同的局限性，于是进而提出了“同引异斥”的感知原则，例如眼睛是火与水的孔道交错排列起来的，“通过火的孔道，我们看到亮的对象，通过水的孔道，我们看到黑暗。”这样一来，我们感觉到的知识当然是客观全真的。至于“智慧”和“意识”，乃由血液将流射带入心脏充分混合而成，因此“围绕着人心的血液就是智慧”，这跟历来持以唯物观的中国人把“心”——“心想事成”的那个“心”——视作思维的器官不谋而合。
这是古希腊第一个探讨认识问题的人，得出的一个最粗浅的认识论结论，就是唯物反映论。可实际上，坚持唯物论是人类的本能，任何没有文化的人，比如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婆，她一定会认为她看见的那个架子车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会说问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个疯子。假如动物会说话，它们也会表达自己的唯物主义倾向。狼看见了羊，它绝不会想这只羊是真的还是是假的，是客观存在的还是是自己的感觉的派生，抑或是非羊。所以唯物主义是一种最原始、低级的直感，可实际上它没有探讨过感觉和思想的过程是什么。
“有鉴于此，我们其实并没有资格讨论存在，至少没有资格讨论‘精神本体’以外的存在，除非你能够证明，你的精神观照就在于指谓他在而全然不在于维系自存。然而，这不啻于说，‘精神’是一个没有任何自身规定性的绝对的虚无，因为即使精神只是一面镜子，那镜子是*色的铜镜抑或是无色的玻璃镜，是平镜抑或是凹凸镜，其中被反映物的影像仍会因镜子的不同而不同；照相使立体变成了平面；洛克式的‘白板’又使白色的描摹了无痕迹可显；总之，你只要不是‘无’，你就不能无条件、无规定地接受外来的影响。若然，则你所说的‘存在’究竟是‘你的存在’还是‘存在的存在’，立刻成了一个令人茫然的问题。”（《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一章）
总的来说，唯物反映论有以下困局：a.客观世界的稳定性与主观理念的多变性；b.主体感知方式的不同与其主观表象的差异；c.理性层级对感性层级的否定以及理性结构内部的升级变塑；等。
“唯心论”的正当与困局
唯物反映论遭到否定，西方哲学由此涉入“形而上学”的第二阶段：
a.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第一哲学”；（即“存在的存在”或“一般的存在”；“第二哲学”指物理学或自然哲学，即“具体的存在”）
b.亦即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从亚格拉斯到柏拉图再到欧几里德，哲学家探讨的问题仍然停留在本体论上，典型的唯心论还没被建立起来。尽管柏拉图提出理念论，他仍然讨论世界的本原，他仍然想说明主宰世界的恒真存在是理念。他当时还没有讨论认识论这个问题，他只是对我们感知的本身怀疑，并寻求这个世界后面的真正主宰者，因此仍然属于本体论范畴，也就是追踪世界存在的本体。读者注意，本体论和认识论是两回事，虽然最早期的唯物论也是本体论的一个阶段。真正开始提出认识论问题的人，是笛卡尔。
c.一般认为，“认识论”问题的真正展开从笛卡尔肇始。（但问题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提出）
唯心论的正当性在于，它看到了我们的知觉识辨系统不为“求真”设立，而为“求存”设立。然而，它的困局随之而来：物质、客体、对象等，究属何物？是否真存？如果感知是“唯心”的或“不可知”的，知识的效用由何而来？
总之：唯物论、唯心论、不可知论，显然都未能真正解决问题。
第二讲“辩证法”：理性逻辑的初始形态
辨证法：理性逻辑的原始形态
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带来了辨证唯物主义。许多中国人到现在都认为，辨证法是一个最高级的逻辑思维方法，这其实大错特错。辨证法也叫辨证逻辑，它实际上是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理性思维模式。换句话说，它是理性思维逻辑的最低级阶段。中国文字出现以前，古人就已经用符号概念运行理性逻辑。最早的易出现在周易以前至少六千年，那时候人们用两个符号图解世界——阳爻和阴爻。这种辨证关系的阴阳观念之所以成为中国所有文化的最基础观念，就来自于中国人最古老的一个思绪。那是在生殖器崇拜阶段，阳爻象征男根，阴爻象征女性生殖器。后来，阳爻派生出天、太阳、男性的象征意义，阴爻派生出大地、月亮、女性的象征意义。这种阴阳辩证的思维，在人类任何其他逻辑模型观念问世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此后，老子的哲学充满了辨证法，而正是因为辨证法导致了老子的理论发生重大失误。再后，孔子的中庸也充满了辨证法。
回望古希腊，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都是辨证法家。亚里士多德发现了这类“诡辩术”的混乱，这才引导他去探索或回溯逻辑的确定性，即“必然的导出”和“形式逻辑”。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这本书，第一次建立了逻辑学，而逻辑学是在否定辨证法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亚里士多德给逻辑下定义为必然的导出，即三段论的论证方式。亚里士多德随后发现逻辑有三格，这三格由48个前提条件组成，其中34个是无效式，14个是有效式。他然后在逻辑学上逐层推导，导出了最早的形式逻辑系统。形式逻辑是一个很复杂的逻辑学科，详见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我们来看看这个逻辑的现象，作一点点剖析：什么叫辨证法，叫循环论，就是你要知道A是什么，你就要知道B，你要知道B是什么，你又就要知道A，A是什么？A是非A，或者说B不是非A。或者说非A可以转化为A。那么B是什么？B是非B，或者B是非B的转化产物。反正说来说去，A还是不知道是啥，也不知道B是啥。因为A就是B，B就是A，所以永远只知道A和B而不知道A和B是什么。
其粗略二分法（如矛盾说）表达着人类早期的简单依存方式。扁型动物只能看见他要吃的食物，所以无需选择，用不着辨证法。而高等动物如猴子，面对着红色的桃子、褐色的核桃、满长刺的毛栗子，飞过的鸟儿，可一回只能依存一个东西，所以它必须设定一个东西叫A，其它都设定为非A，才能最简单地建立自己有效的识辨系统。注意，你的一切感知过程只不过是为了解决你的依存而必需的思辨系统。所以当你多项依存的时候，你如果没有A=A这样最简单的依存度，你就会发生依存混乱。但是呢，你怎么把其他东西抛开？当然只有把其他东西设定为非A。但是非A包含很多东西，你却把它视为一样东西。说得更形象一点，叫矛盾。中国人很崇拜矛盾论，如果把A设置为矛的话，那么非A就是盾。“非A”是一种统称，“非矛”并不全是“盾”，但对于求“A”者，这种混沌的排除法当然是最简捷有效的。
再比如，面对一只鸟，你投石前必须大致确定它的高低、远近、左右等，但此纯属以你为中心的相对定性关系，这种相对关系基本上都是时空关系，这就是芝诺、康德、牛顿、爱因斯坦不得不一再讨论时空问题的原因，也是康德“先验时空”论的由来。
“辩证逻辑”的普世有效性问题
辩证逻辑的长远有效性，正在于它的原始简约性。譬如黑格尔曾讲：“生命的每一瞬间，是生，同时也是死亡”。这样含混地讨论问题，你尽可以认为你已经知道了有关生命的全部真谛，但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生命的特质到底是什么。但读者一定要注意，越低端的逻辑或者越低端的感知方式，才是越有效且越多被调动的感知方式。辩证法之所以最常被用，正因为它是最低端的逻辑，也惟其是最低端的逻辑，它才是最有效的逻辑。瑞典科学家做过一项研究，让一组逻辑思维能力特强的数学和物理学教授，和一组是文化水平适中、大多是家庭妇女的普通百姓，判断一百个中等难度的问题。我们的一切知识最终都是为了判断，逻辑上的判断含义请读者自己参阅哲学书。研究结果是这样的，高智的这一方正确率约为30%，低智的这一组正确率约为70%。这说明面对相对简单的问题，调动高端逻辑反而会使思想混乱。
黑格尔后来将辩证法体系化，并为此而盛赞老子；但为时太晚，也太粗糙。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对立是黑格尔做的错事，而马克思出于对黑格尔的崇信，把黑格尔讨论问题的这个局限方式传承下来。黑格尔认为，此前的哲学都是静态地的看问题，而他的哲学是要动态地看问题，于是他运用了辨证法，而且他是唯一在逻辑学对辩证法上分述和刨析的人。黑格尔否定辨证逻辑以外的逻辑和理性，并把此前不用辩证法方式看待问题的哲学都叫形而上学。康德代表西方古典哲学的高峰，黑格尔的辨证逻辑乃至他的哲学都是相当失水准的。
黑格尔提出辨证法源于康德提出的一个问题。康德发现，知性——即比理性低一级的感知方式是最有效的感知方式，因为如果运用高端理性，一定带来悖论。康德给这种悖论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二律背反。也就是说，把逻辑运用到极致一定会带来矛盾。比方说，说时间有起点是对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能无限前溯的时间；然而，说时间没起点也是对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时间的起点。这两点说法，在逻辑上追究到终极都是对的，都是成立的，而且都是有破绽的，两者构成矛盾谁也不能化解谁。再比如这个世界是有边界的和这个世界是没有边界的，在逻辑上用到尽头，两种说法都成立，但是都有破绽。我们今天知道爱因斯坦的学说，宇宙是有限的，叫有限无界。大家可以读一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见你要了解哲学必须要了解自然科学。爱因斯坦所说的有限宇宙是一个物理学模型，它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有限宇宙外面是什么。爱因斯坦认为这个问题，在物理学上不能回答。因为空间本身是物质本身缔造的，而在亿年以前，宇宙没有出现以前，没有物质也就没有时空。时间和空间是随着能量转化为质量的过程才发生的。从物理逻辑上将，这个说法在现代宇宙论上成立。可是它没有解决在哲学上把理性运用到极致的问题。所以康德提出把理性用到极致这一点一定发生悖论是颠扑不破的。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化解这个悖论。黑格尔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黑格尔只是用了一个狡猾的辨证逻辑，他的目的不在于讨论辨证法，而在于要讨论终极理性——绝对理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目标，辨证法只是他用的一个工具，而且用得很拙劣。当代最著名的现代逻辑创始人之一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这本书中，给黑格尔了这样一个评价：“黑格尔的哲学几乎全部是错误的”。还有更苛*的评价，应该说，这表明评论者尚未理解黑格尔到底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凯尔德的《黑格尔》中说他“大胆妄为地提出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的东西，把毫无是处、夸夸其谈的词语的种种迷*汤混合在一起，原先只是在精神病院才出现的，最终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界，还竟然成了迄今出现的最无耻的、完全神秘化的工具，结果呢，这些好像就被后人当成了德国人笨拙愚蠢的、荒诞滑稽的标记。”黑格尔的书付梓后，引来过于晦涩的非议，他抱怨道：“只有一个人懂得他的作品，而且甚至于这个人也不懂。”（《物演通论·卷一》第三章）
（《物演通论·卷一》第二章）
总结两点：第一，辨证逻辑是人类理性逻辑的最低阶段；第二，辨证逻辑是日常生活中最多被采用的逻辑形式，这恰恰是因为它是低端逻辑，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都是简单问题。总之，辩证逻辑惟其低级而具长存之效，高端问题的处理自需高端理性逻辑之问世。这里要补充评价一下“方法论”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从马克思那里带进来的，这源于我们通常认为思维方法是可以选择的。但读者要特别小心，我们的思维方法是不容选择的。诸如老子、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这样的大哲、当时最有智慧的人，也只能用辩证逻辑，因为人类那个时候的思维方式只有辩证逻辑。换句话说，你不面临那个超过辩证逻辑的问题，新的的逻辑形态就不会派生。如果你面临了那个问题，即使你没有学过，你也不会用辩证逻辑，你必然会用到高端逻辑。现代科学家研究现代科学，不会运用辨证法，可科学家不需要学现代逻辑，只要他面临了那样复杂的问题，他就必然会用高端逻辑而不是辨证逻辑。比如A、B，但他不会把所有东西都归到B里面，他会把非A归为B，然后C、D、E……同时他会观照从B到C到D到E的相关关系，并且精确地量度和把握它的定性和定量关系，这叫现代逻辑。这些逻辑不是自己选择出来的，而是面对复杂问题时必须采取的，而把辩证逻辑丢掉。而反过来即使你对高端逻辑非常熟悉，而当你面临简单问题时，你用的必然是辨证逻辑，因为越低端的逻辑越有效。这就是辩证法使用最广的原因。因为我们日常所碰到的事情，极其复杂的需要调动高端逻辑的事情非常少，也就是需要用数学计算的事情是非常少的，我们一辈子都遇不见几次，我们大多数的生活问题和工作问题都是简单问题，因此我们通常停留在辨证逻辑的使用层面上，但这并不标志辨证逻辑是高端逻辑，而恰恰说明它是最低端的逻辑。所以黑格尔说过一句话，逻辑学你不知道它，一点都不妨碍你使用它。他举了一个例子，学术再精的生理学家也不知道如何支配食道蠕动。同样，没学过生理学的人也不至于咽不下去饭。所以方法论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理想逻辑”简述
现代数理逻辑精确而繁复，近乎于技术化的工具，故不详谈。以下仅就“高级理性逻辑”的基本特征加以说明。高端逻辑在逻辑学上叫现代逻辑，王老师在哲学上把它叫理想逻辑。
注：此“理想”与“乌托邦式的愿望”无干。所谓“理想逻辑”，是指“纯粹推理之想”，即“超然于感性直观和知性判断之上”的一种思维方式，其特点是：起之于“理”、又终之于“理”的纯思想过程。它在极其复杂的对象两端或多端对象之间进行细致入微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就像伽利略用归缪法的“逻辑实验”来证伪亚里士多德的落体原理，或像爱因斯坦用虚拟法的“理想实验”来建立相对论那样。
“理想逻辑”有四大定理：（由感性的点、到知性的面、再到理性的体）
1、简一律（相对于“同一律”；A=A，转化为“A系=A理”；附谈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或“自然简约原则”，即“奥卡姆剃刀”。）
2、排序律（相对于“排中律”；A是B或不是B，转化为“A是B以及C以及D……”）
3、消矛盾律（相对于“矛盾律”；A不是非A，转化为“A之为A正在于它源自非A或导致非A”）
4、追本溯源律（相对于“充足理由律”；追索各个相依单元的存在因、联动因乃至第一因；由此回归“简一律”）
可见，“理想逻辑”沿袭着“形式逻辑”的轨迹代偿发展，辩证逻辑属于从知性逻辑向理性逻辑的中间过渡逻辑形态。本文在此给读者提两个建议：第一，辨证法无需太多了解，但形式逻辑必须知道；第二，最好学一点现代逻辑。
第三讲千古玄难：“知”与“在”的关系问题
“追问存在”——“在”在何处？
“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起初是率然追问身外的世界，即‘存在的本体’，如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时期；尽管随之也发现了所欲追问的世界总不免折射出追问者自身的精神痕迹，或‘理念的背景’，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尤其是柏拉图；但终究未曾想到或未曾证明：对自然本体的设问本身（即‘本体论’）直接就关联着对精神本体的设问。”（《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四章）巴门尼德提出，“存在”是一切具体存在物最基本的属性。亚里士多德说：“存在之为存在，这个永远令人迷惑的问题，自古被追问，今日在追问，将来还会永远追问下去。”
“直至公元十七世纪，笛卡尔敏锐地意识到，所谓‘外部世界的存在’总须被统摄在精神之中才成为可以指谓的‘存在’，从而提出，只有‘我思’是唯一可以证明的存在，由此开创了近代“认识论”的先河。不过，从直觉上，笛卡尔又不能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于是，著名的‘二元论’就此诞生了。”（《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四章）笛卡尔探讨的问题与“庄周梦蝶”十分相似。笛卡尔追问，人在梦境里从不怀疑梦境的真实性，可醒来一看发现梦境全是假的，我们怎么知道醒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真的呢？他就从这个起点开始，追问我们所说的世界、知识以及我们的认识历程的可信性。因此笛卡尔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我思故我在”，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知识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外部世界是不是真的。因为我的感知过程很可能已经在扭曲这个世界，我看到的很可能是幻象，所以我不知道世界上什么在，甚至于世界在不在我也无法证明。注意，这里的“我在”不是指我的肉体在，而是指我的思想在，因为我的肉体也是感官达成的，只不过是我感觉到我有一个肉体罢了。我对感官绝不信任，可是我的思想确实在活动着，哪怕我的肉体不存在（比如做梦的时候），所以我只知道“我思”在，这叫“我思故我在”。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如果外部世界是我感官扭曲的甚至可能是我感官派生的，那么外部世界在不在我不知道，我说外部世界在或不在都已经是一种武断，因为这只会是我的感觉。就我而言，我唯一知道的“在”就是我那想个不停的思绪在。截至今天，它仍然是纯逻辑哲学上唯一一次对存在的有效证明。但笛卡尔又无法否认外部存在，他因此认为，世界有两个实体，一个叫心灵实体，一个叫物质实体，“知”与“在”由此分裂。这就是著名的二元论。
“然而，一系列问题也由此发生：既然‘心灵实体’是唯一可以确证的存在，那么，怎么能够又说‘物质实体’存在或不存在呢？这岂不是明摆着要为自己认定不能证明的东西予以证明吗？显然，笛卡尔从怀疑出发却走入独断，合理的推论应该是：精神以外的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一概不可知。这便顺理成章地造就了休谟。”（《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四章）
休谟检讨归纳法和经验原则，发现一切经验知识都是在归纳法的原则上建立的，因此从根本上讲不成立，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从特称判断中永远导不出全称判断”。于是休谟认为，我们的知识统归无效，真正的世界在我们的可知范围以外。可是“既然‘不可知’，何以又会‘有所知’？知性——哪怕是‘纯粹知性’——这时总该探讨一下了吧，否则，说什么‘可知’或‘不可知’不是照例也属于一种新的独断吗？康德就为此思索到老，并成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着意拷问‘知的规定性’的近代第一人，诚然，他的这番努力不可谓业绩不著，但终于还是未能澄清知的规定性如何与在的规定性统一，反倒更弄出一大堆‘二律背反’的麻烦。”（《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四章）
康德步步为营地证明，为什么我们所说的时间和空间其实全都是假象，这个世界有没有时间和空间我们不知道。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只不过是人类这个动物为了建立自己的思辨结构，所必须缔造的一个认知形式。如果我们不在主观上派生一个时间和空间，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把握我们对外物的依存关系。我们的时空观一直在改变，如果时间和空间是客观的，那么就不应该出现牛顿时空观和爱因斯坦时空观的对立。我们仅通过科学史上时空观的变革就可以知道，我们所感觉到的时空不是客观的时空。康德说得对，时间和空间是一种主观感觉的派生方式，只不过它到底正确到什么程度我们永远无法验证。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把“在”扔之于“彼岸”。
“至此，必须有人出来收拾这个残局：他既不能又跑到‘精神’以外去独断地大发议论，亦不能全然置精神认知的‘对象’于不顾，同时，他还得设法消解康德及其前人所提出的知性或理性中的种种矛盾和混乱。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即便他运用某种穿凿附会的方法，只要能够一举解决如此复杂的一揽子问题，就值得给以大大的喝彩。于是，黑格尔那‘辩证的绝对的理念’之光辉一时把人照得眼花缭乱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后的哲人就是依据这样一部思想史而叹息‘哲学终结了’。”（《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四章）黑格尔诡辩说，“在”就是“绝对理念”，“知”就是对这个绝对精神的回归。
二元论一旦出现，就遭到了休谟的质疑。原因很简单，既然你不知道你的感觉以外有没有存在，你怎么能设定二元论呢？你当然只能设定一元论，也就是只有你的‘思’在，其它都不在。因为你一假定外面有一个‘在’，就是独断。在逻辑学史上，最早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证明的是贝克莱，他的名言是“存在就是被感知”，“对象是感觉要素的集合”。也就是说，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知的综合。至于这些感觉的要素从哪来的我们不知道，对象和感觉要素的集合是一回事，与其说它是物质的，不如说它是感觉要素的集合。这就是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是最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它确实消解了二元论的武断问题，可这马上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叫做“唯我论”。我不知道外部世界存不存在，我就认为它不存在，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对象就是感觉的集合。那么，“我”和“我思”从哪里来？显然，主观唯心主义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的逻辑上有一个重大的破绽，于是休谟提出不可知论。
迄于现代，海德格尔的“此在”其实只谈了“知”的自我性和“我”的自知性，此外无他，所以他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
总之，既往的哲人只问“在”与“知”的二元横向关系或逻辑关系，却失察于它们的一元纵向关系或非逻辑关系。本文试图探讨为何西方哲学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原因就在于此，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在讨论这类哲学问题时，总是把主体和客体放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平行的两端或者对立的两极进行讨论，这样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我们的感知系统是一个封闭系统，我们根本不知道感知以外的世界什么样子。放在这个平行上讨论“知”和“在”，怎么能够讨论清楚？反过来，把“知”和“在”的问题放在一个纵轴上看，探讨宇宙的物质演化过程，就能发现一个运动规则。“知”或者说精神，只不过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比如，电子通过它的负电荷能感应质子，质子通过它的正电荷也能感应电子，两者达成的结构叫氢原子。由此可见，“知”早在宇宙诞生伊始、能量开始转化为质量的时候就出现了。
细胞可以通过各种受体对各种粒子进行感知，所以细胞的感应能力远远大于分子，而分子的感应能力远远大于原子。后来，具备视觉的扁形动物出现了。再后来，具备五官的脊椎动物也出现了。到了灵长目动物，出现了理性。在物质流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感应逐步膨胀为感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把主体和客体放在对立的两面，而把主体和客体都看作是这个“物”，而由于“物”本身的流变，它的属性相应地发生改变。由于它的感应或感知属性发生改变，因此我们的知识和知识结构以及感知能力也相应发生改变。尽管我们通过这种感应方式永远不知道对象的本真，但我们却完成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建立自己的思辨系统，达成和其它物质的依存关系。这也是所有的物质之所以需要感应或感知能力的原因所在。总的来说，我们之所以具有感知能力，是因为“物”的流变，这有点像唯物主义；可是我们的感知却一定够不着本真，这又有点像唯心主义。可见，用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理解知识系统本身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不够的。所以，西方哲学发展到今天，给我们留下的问题和空洞，远多于它给我们的答案。有关这个方面的问题的精深讨论，参考《物演通论》。
“知”和“在”的关系问题
这几段话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读者看了前文对唯物论的批驳，包括“逻辑反思”部分中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不可靠性的揭露，继而产生了“唯心论正确”的认知，这也是不对的。唯物论虽然幼稚，唯心论也不成立，因此从笛卡尔开始，西方哲学就进入既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的阶段，哲学家们开始探讨“心”和“物”、精神和存在、“知”和“在”的关系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要把“唯”字去掉，已经不存在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问题了。唯心论是唯物论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而唯心论这个阶段也是必须超越的。“心”是什么？感知能力由何而来？为什么我们的感知能力越来越强？“物”是什么？“物”跟“心”是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西方传统哲学发展到今天，仍然不能回答清楚。所以柏拉图“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也就是说，要是连“知”是什么都不知道，那还谈什么知识。
“在”与“知”双双迷失的产物
现在回过头来看，唯物论、唯心论、不可知论，它们各自的局限。
先说“唯心论”：依我所见，唯心论属于比较浅层的哲思，它只看到了“心”，却找不见支配着“心”或决定着“心”的那个深在要素，或者说，它完全找不到“精神”的由来，因而也就不可能澄清“精神”的规定性或精神存在方式。
再看“唯物论”：唯物论有两种可能：一则是它比唯心论还要浅薄，居然连“心”也视而不见，其情形就像隔着玻璃乱撞而又不能将玻璃纳入视界的苍蝇，它的最大特征就是总想去批判唯心论，仿佛那只苍蝇指着玻璃外面的景象作为证据，便硬说玻璃不存在一样，殊不知那玻璃可能是一片儿花玻璃，所谓“玻璃外面的景象”其实是将玻璃本身的图案重叠在上面的。二则是它比唯心论远要深刻，即它不仅想隔着雾蒙蒙的玻璃来澄清那景致成象的原委，而且尤其要解析这玻璃内外的总体存在如何使玻璃得以生成，所以它决不会妄想打掉这块儿玻璃，自然也就不会与唯心论本身发生无谓的争执。所以那个“唯”字也就全然失去了意义。
至于“不可知论”：它只能从休谟那里引出独断论，然后康德还无力化解它，由此引出了黑格尔的胡搅蛮缠。关键在于，它不能回答“知识”是什么？以及“知识的效用”是如何产生的？
“感知”的意义与动态
于是，我们必须回答：什么是“知”？（如前所述，这一问题的下面是一个巨大的“武断”的空洞。它的实质就是建立生物依存的“识辨系统”。）
必须讨论“感知”或“精神”的由来，也就是“精神哲学”或“精神现象学”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知”与“在”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谈：自然哲学的“递弱代偿原理”及“熵增原理”。（Fr：感应函量）
结论：“知的程度”（“感应度”或“感知度”）与“在的程度”（“存在度”或“生存度”）呈反比相关。而且，它有一组上限（代偿度）与下限（存在度）的规定。即“所知”受“能知”之规定，“能知”受“能在”之规定。（马克思曾说：“存在决定意识”，几乎一语道破天机，可惜失之交臂。注意：这里暗含着“主体的存在”决定意识，此点与唯物反映论相矛盾。）
放在物演史或生物史的大尺度上，重新界定“感知动量”、“感知进度”及其意义。（从“感应”到“感知”的递进：感应——感性——知性——理性，即所谓的“感应属行增益原理”。谈“本性”与“属性”的关系；谈“分化效应”。）
任何形式的感知都不过是为了建立某种与其载体存在或存续相适应的识辨系统而已。（即“惟求存在”与“维系存在”）
“感知”的意义与动态——感性、知性与理性分析
在上述基础上，才有望看清“感知”的内部结构及其联动关系。
感性：（从单细胞的质膜受体、到扁形动物的视觉器官、如此递进而不止。譬如，无需选择判断的视觉与听觉：昆虫如蜜蜂、鸟类如鸿雁、哺乳动物如猕猴等能看见紫外线；许多水生动物如海豚、鲸等听见次声波，蝙蝠能感受超声波。）
知性：（可见，所谓“知性”，是指脊椎动物面对分化物的“判别求断”，即“应式判断”是也。附谈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有关“本能”和“特种本能”的描述，如蜜蜂筑巢、蚂蚁蓄奴、等等。说明“知性”是自然选择的下中枢之本能。）
理性：（灵长目的大脑皮层和新皮层，在超感官的概念上推导，借以形成复杂的推理判断和应对操作系统。至此仍然递进不休，是乃前述的“理性逻辑层级”。问题在于，如此层层超越所为何来？
可见，“感知系统”是一个逐步趋向于复杂化和结构化的过程。
即，“感知动量”导源于“生存动量”；“感知进度”匹配于“存续进度”；二者固然相辅相成，却使代偿属性在有所增益的同时趋于动摇，由此造成“理性不如知性有效、知性不如感性稳妥”的衰败之局。
“逻辑”的定义与缺陷
既然如此，就必须重新界定“逻辑”的内涵，因它暗含着来源和基础问题。
“狭义逻辑”的概念已如上述，乃通常所谓的“推理的格式或方法”。
现在必须加入“广义逻辑”的新概念，因为，既然理性是感性与知性的后衍派生形态，既然理性的边界（包括一切概念边界）又无从确定，则“逻辑”的起点自应从感性乃至感应的初始点计起。
谈“广义逻辑自洽”或曰“广义逻辑融洽”。（即非哲学性的常规思维或科学理性不能纠察低端感性逻辑的失真）
它涉及两个有待证明的问题：
1、“感性”甚至“感应”是否具备某种“逻辑格式”或“逻辑程序”？
a.用“电脑图像程序”比拟“视觉要素成象”和“胞膜极化反应”过程，说明“感性逻辑”乃至“感应逻辑”是潜藏在显意识之下的神经生理结构逻辑。
b.它的内在结构或程序复杂度，与其进化层级成正比，与其低端位格成反比，此乃“广义逻辑”难能揭示的原因。
c.然而，它所具有的基层性和决定性，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谓的“潜意识”和荣格所谓的“无意识”深层。
2、“广义逻辑”的递进过程是否可以得到证明？
a.“从感应到感知”的生物生理进化全过程；为此有必要谈如下问题：两胚层、三胚层、N细胞、神经网、神经节、下中枢与植物神经系统、丘脑与网状情绪系统、大脑皮层高级中枢。从原始动趋反应（分子运动到生物运动的过渡形态）→趋性（原始“感性”初步发生）→反射（神经系统业已形成）→本能（此时“知性”开始确立）→“动机”行为（自主意向渐次萌芽），发展到这一步，“自由”已经从“生物自发能动性”朝着“精神自主能动性”的方向逐步转变了。（罪恶开始：黑头鸥偷雏；帝企鹅排挤）
b.从后天学习层面上看，它的进化步骤如下：（碛鹏学唱；鸟岛异声）
惯化学习（学会对反复发生的无关刺激不予反应以节约体能；音叉与蜘蛛）
印随学习（记忆能力渐增并对日后行为产生指导作用；小鸭与绿盒）
联系学习（被若干相互关联的刺激诱发形成预备反应程序；如条件反射）
试错学习（通过行为效果的体验反复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如迷宫试验）
洞察学习（依据既往经验达成处理当前陌生事态的能力和方法；玻璃隔板）
推理思维（借助概念和一般原则来应付愈益复杂的具体境遇和问题）
至此，“理性”崭露出头角（它标志着“智能”从实物对象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而进入逻辑变塑的异想天开之境界）。整个过程从软体动物蜗牛和章鱼就已开始。（白色卡片加电击，24次后则躲避白色卡片）
让我们从“广义逻辑”的角度，来探究“逻辑”派生或“感知属性”的意义和效应。试看低智状态的保护机制，即可一目了然：
蚊子低智保护效应分析
怯鼠僵态应激反应评析
反倒是高端的“狭义逻辑”处处显示出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哥德尔定理”简介：（可见理性逻辑的先验或先天缺陷性质）
1、任何一个自洽的（一致的不矛盾的）逻辑系统（指含数论的形式系统）都是不完全的。（哥德尔第一定理；也叫“不完全定理”）
2、任何一个逻辑系统（指含数论的形式系统）的自洽性，不可能在本系统中得到证明。（哥德尔第二定理；也可表述为：任何一个完全的逻辑系统，都是不自洽的。）
结论：
“广义逻辑”表达着“狭义逻辑”的基础和进程，“狭义逻辑”表达着“广义逻辑”的极致和进度。
只有贯通“广义逻辑”的来龙去脉，才能看清“狭义逻辑”的本质。
哲学性的思辨难点在于：“广义逻辑自洽”或曰“广义逻辑融洽”问题；以及，相应地，还有更为重要的“广义逻辑失洽”之倾向性问题。
说到底，它们都不过是维系生存的自然代偿现象或自发派生属性而已。
“逻辑变革”的自然态与文明态
从表面上看，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逻辑变革”为原动力的。（附谈“劳动”：无非是“生物以其自体性状达成自存的行为之总和”，生物不会因后天“劳动”而进化。再则，“阶级斗争”更不会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它甚至是历史动进的摩擦阻力，就像“分蜂热”不能成为蜜蜂进化的动力一样。毫无疑问，只有逻辑变革才能引导文明形态变革。）
从根本上讲，“逻辑变革”是因变量，“载体弱化”是自变量。（说到底，逻辑变革的前提是载体生存形势的衰变使然，就像畸变堕落于树下的古猿不得不配套发展出感官、脑容量和双前肢的相应再畸变一样，否则它们就会被自然选择淘汰，14万年前问世的现代智人取代了万年来的直立猿人，就是某种基因突变导致的逻辑变革产物。而正是这项逻辑变革又造成该生物载体的进一步弱化，从而引发下一轮逻辑变革势在必行。）
逻辑变革的自然态。（基因突变引致感官和神经系统的性状改变。）
逻辑变革的文明态。（从现代智人开始，逻辑变革不以基因突变为前提，而随生存形势的恶化或弱化自发代偿之，结果导致人类逐步远离了一般生物界，也造成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越来越离奇。）
1、文明态逻辑变革是自然态逻辑变革的直接继续，非此不能澄清本原。
2、文明态逻辑变革是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直接动力，但不是根本动力。
第四讲“真理”的风貌与真理的趋势
真理的概念
关于“真理观”，至少有五种说法：
1、符合论：主观认知与客观本真相符合，一般多用此项。有人说，符合论的这个真理我们得不到，但我们还可以用真理这个词，因为真理这个词和另外一个概念相关——这纯属狡辩。
2、自洽论：即“自圆其说”就算，可谓“呓语哲学”。这种说法在逻辑学上决不成立，因为任何妄言如迷信者均可自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任何一件事在逻辑上梳理成自洽关系。所以如果按逻辑上是自恰来定义真理的话，那么就等于说没有真理。近代有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叫歌德尔，他提出一个数学上很著名的“歌德尔定律”。他说，在任何一个孤立的数论系统内，凡是自洽的都是不完全的。这叫哥德尔不完全定律，也叫哥德尔第一定律。即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如果它没有内在矛盾的，那么它一定是不完全的，它底下一定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反过来歌德尔又在数学上发现，在任何一个孤立的数论系统内，任何一个完全的逻辑系统一定是不自洽的。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个逻辑系统底下的黑洞填掉，那么这个逻辑系统一定是自相矛盾的，一定是不自洽的——这叫歌德尔第二定律。它说明人类的智慧，包括人类的理性有着不可克服的天然缺陷，而这个缺陷只是相对于获得完备的知识的愿望而言。实际上，它对的生存来说恰恰是保护的，因为生存并不需要获得真理。所以缺陷这个说法在生理学上不成立，在逻辑学上才成立。
3、实用论：即“适用有效”就算，可谓“猫狗哲学”。实用主义哲学之见，杜威之徒胡适最早带入中国而恰与传统吻合，亦与“实践论”、“白猫黑猫论”相通。问题在于：所有人乃至所有动物都处于“实用”或“实践”状态，然则真理何在？此即国人历来不问“真理”的原因，故而连“真理”一词都是从印度随佛教进口的。
4、公约论：即“大家认可”就算，可谓“群氓哲学”。辜鸿铭曾将西方“民主*治”批为“群氓*治”，但*治无定则，只要达成“社群整合”就行。然，集体无意识，公众在不同情境之下什么都会认可，宗教、儒说、阿兹台克文明的太阳神血祭、法西斯在德国，均属公约，可谓真理乎？
5、直观论：即“随处指点”就算，可谓“泛真哲学”。其中包括“感觉论”、“经验论”和“具体论”。此话前文谈感觉时已说过，无庸赘述。关于“真理是具体的”，涉及：殊相、共相、具相等；马赫的“感觉要素论”最能说明问题，但与真理无关；麻烦之处在于，直观历来是错误的，譬如“地心说”、“落体差速说”等。
本文仅以“符合论”为研讨对象。
“真理”与“truth”（真）
看了前文的论述，相信读者已经了然于胸，真理观从根本上不成立。既然我们永远够不着客观，那我们还有何资格谈什么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如今我们阅读西方哲学书籍的汉译本，“真理”二字比比皆是，这其实是翻译的错误。它的原词，在英语应是“truth”，而这个词在英语里并不是真理的意思，而是真的意思。西方哲学家用这个词非常谨慎，在不同的情况下给它不同的定义。可中国人翻译它只用一个词——“真理”，正如中国的诗词、古文翻译成西文，总是不对味一样。西方的文章翻译到中国仅是从语言的问题上就出现很多问题，完全不能谐和的地方比比皆是。所以用中文读西哲产生很多误会是不可避免的。
知识的有效性问题
如果真理我们是得不到的，如果我们的知识都是主观知识，那我们的知识为什么会有效？这显然是大家必须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用纯哲学的方式来论证会很复杂，本文还是用直观的方式来讨论。蝙蝠的世界图景是依靠超声波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世界图景我们无法想象。蝙蝠的世界图景跟我们的一样有效，甚至比我们的更有效。它在黑暗山洞中飞行，决不会碰到石壁上。它能在黑暗的山洞里捕捉到一只苍蝇，其准确度相当于我们开枪击中另一颗在空中飞行的子弹。可这能说明蝙蝠获得了真理吗？当然不能，蝙蝠连知性都没有。蝙蝠只有最低级的神经系统，而且它用超声波获得的信息要比我们人类少的多。可见知识的有效性跟真理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任何生物建立的世界图景，一定是和它的生存方式相适应的，也和它的感知和感官方式相适应。它所需要的生存方式不在于求真，而在于在栖息环境中如何求存，如何能够捕捉到它的食物。所以它尽可以把世界扭曲成另一个图象系统，但这一点都不妨碍它生存，反而利于它生存。它把这个世界更大程度的扭曲，反而是它生存的前提，或者说是它知识有效的前提。本文就用有效的方式告诉读者，为什么我们的知识不是真理却可以有效。
那么从理论上讲知识为什么有效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本文在此只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黑格尔的名言“存在即合理”。这句话的原话应该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理解的世界永远是个理念世界，我们的世界万物之所以是同一个理论体系，是因为我们用了一个内在自洽的统一的理性系统来把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统一的。所以，我们虽然不能获得世界的本真，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获得世界的信息和图象是内在统一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统一的感知系统，黑格尔把它叫理性系统，叫理念系统，叫绝对理念，王老师把它叫做广义逻辑。因为我们有一个内在统一的广义逻辑体系，不管是感性、知性、理性，我们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信息梳理成内在统一的架构，即使它跟外界不相符，它依然是内在自洽，因此当然有效。这就是为什么知识虽然不是真理，但一点都不妨碍它有效。所以记住一句话就可以：凡是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存在的。这句话你也可以理解为：你所说的存在就是你的理性系统本身。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句我们经常能听见的话。这句话为什么不成立？前文说蝙蝠的世界是扭曲的，同样不是本真，可蝙蝠也在实践，而且一实践一个准，难道说每次实践都证明蝙蝠是真理？可见，实践决不能检验真理，它只是检验了我们的封闭感知系统。如果我们想要检验真理，我们就必须有一个不通过自己感知系统、直接抵达本真的系统，然后找见感知系统这个系统和非感知系统两者的边界条件。两者加以比较，我们才能知道何为真理。只可惜，我们只有一个感知系统，却没有一个非感知系统达到本真。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感知系统以外的另一个系统获得外部信息。因此，我们永远不知道感知系统以外的状态是什么。本文采取的这个论证方式是典型的物理学论证，叫做边界条件论证。如果连边界条件都找不到，怎么能作论证呢？所以实践永远不能检验真理。
黑格尔说过一句话——“真理的尺度就是真理本身”。这句话等于什么也没说。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假如我们还想衡量真理的尺度是什么，就只有真理本身，这可真是难倒人的一件大事。虽然黑格尔的辩证法错误很大，可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哲人，他总说一些让我们听完不由惊叹的话。所以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西方真正懂哲学的哲人都不会说“实践检验真理”这样的荒唐话。
实践不能检验真理，只能检验“真理”的破溃。我们发现，任何一个实践反复检验为正确的东西，最终都会被实践检验为它不是真理，亦即所有曾经的“真理”后来都变成谬误。想当年，牛顿力学缔造了整个工业时代，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惊叹，物理学被穷尽了。当科学家们运用牛顿力学计算发现海王星后，欧洲所有各大学物理学教授都给自己最有出息的学生讲：“赶紧转行，别学物理学了，因为物理学已经被牛顿穷尽了，你学物理学已经没出路了。”谁想到，仅仅过了两百年，牛顿力学居然沦落到连基本概念都是多余的田地。牛顿的学说被实践检验了两百年，结果检验的结果是牛顿力学的破溃。当然，牛顿的学说只所以大家还在广泛的使用，包括天文学界是因为用这个逻辑建立的数学系统（牛顿作出的微积分）是最简便的使用工具，所以在宏观界上我们讨论问题不用时空场弯曲，而继续使用牛顿的惯性定律。是因为这个方法简便，而不是它正确！它不但不是真理，而且连正确都丢掉了。至于什么叫正确，我们后面谈。也就是说，爱因斯坦的学说，不但解决了宏观运动的运动原理，而且解决了微观运动的运动原理。在微观物质层，引力可以小到忽略不计，可它照样可以有序运动，如果用引力拿来解释问题，不成立，力学在各个方面都表现破绽。所以牛顿的力学体系破溃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升到了前台，叫做正确。牛顿不但不是真理，连正确都没了。
什么是正确
既然我们不能得到真理，但毕竟凡事有是非，毕竟有对错之分。既然我们不能再用“真理”了，我们只好用“正确”或者“错误”这两个对立概念。康德说过，说哲学研究的实际上就是那些所谓自明的东西。一般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什么是正确”居然还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非哲学不能回答。因为如果不用哲学意义上的“正确”，而是觉得正确就正确，那么每个人都会有个正确观，天下就永远没有正确。那在哲学上，什么是正确呢？本文从逻辑学角度上讲，所谓“正确”，必须符合如下三项逻辑要求：
第一，任一新的学说体系或逻辑模型，必须在理论内涵上“自洽”。所谓自洽，系指“哥德尔定理”意义上的自洽。也就是说，正确的逻辑系统、理论体系不能发生内在矛盾，不能用辩证法那种方式胡缠。这只是第一个条件，只有这一个条件还远远不够，因为前文说过，任何逻辑模型都可以达到自洽。
第二，任一新的学说体系或逻辑模型，必须在理论外延上“他洽”。这里所谓的“他洽”，系指与自身所不能否证的其他尚属“正确”的理论相融洽。当你还不能否证另一个理论，你的理论就必须与这个理论相洽，否则你就不能自命为正确。比如，唯物反映论与物理学和现代感官生理学就不相洽，可参考前文“逻辑反思”部分。
第三，任一新的学说体系或逻辑模型，必须在现实层面上“续洽”。这里所谓的“续洽”，系指它足以覆盖新出现的相关现象以及行将发生的事件。换句话说，正确的逻辑模型必须对新出现的现象和事物，作出同样自洽和他洽的解释。比如，牛顿力学体系在微观世界被发现之前一直是正确，并缔造了整个工业时代。可是，当微观世界出现以后，牛顿的理论无法续洽，于是它的正确性宣告终止。
这就是逻辑三洽，达成这逻辑三洽的理论才能叫正确。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观不停转换，为什么理论是不停地被推翻，为什么我们不停地变革逻辑模型。那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信息量越来越大，新的信息出现，旧有的逻辑模型的外壳也许就不能容纳这些新的信息量，于是这个外壳就崩溃了。那我们就得建立一个新的逻辑模型，以便于把新的信息要素都收容进来，同样打成自洽。由此建立的新的逻辑模型就叫新的学说。由于这些学说从来跟真理没有关系，所以一切新理论、新学说，不管看起来多么美丽、多么精当，它都不过是哲学意义上的假说而已。正确是以时间、场合、条件为转移的。
第五讲“科学”的内质与知识的创新
“科学”是什么？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不能用一般的方式回答。读者应该明白，不光是科学，给任何一个事物下定义都是非常困难的。曾几何时，科学家们对给生命这个概念下定义束手无策。达尔文学说奠定了当代生命科学的基础，可达尔文本人从来不对生命下定义。达尔文同时代最著名的科学家赫胥黎回答说：“生命就是逃避死亡”——这等于什么都没说。直到近代分子生物学出现以后，我们现在才能勉强给生命下了一个定义：生命不过是一个分子编码而已。这个定义需要很多的论证，本文在此举例只是为了说明，对某一个问题作出概念性的理解，有很高的难度，是需要极深厚的背景思想系统才能够实现。那么“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决不是一般的科学家能够回答的，而只有哲学家能代劳。
王老师在西安大学讲演哲学课时，一名女学生告诉他说，她迄今听到过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回答，是中国一位科学院院士说的，那位院士说他不知道科学叫什么。这可以算做国内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其实，“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不要说在中国没人能回答清楚，就是在西方，迄今为止也处于争论中。为什么概念特别难界定？前文说过，自然界里没有飞跃，任何事物之间没有真正清晰的边界。尽管西方经历了神学时代、哲学时代和科学时代这个说法已经达成共识，但哲学和科学之间的边界并非那么容易找出来。
最早探讨这个问题的人是亚里士多德，而他也并未提出清晰的科学概念。因为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学说都叫哲学，顶多在研究自然学分化出一个博物学。所以在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分为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第一哲学讨论一般的存在问题——讨论存在的存在，即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哲学。什么叫第二哲学呢？就是物理学、生物学这些东西。在亚里士多德所在的古希腊后期，博物学已经出现分科的局面，出现了物理学、生物学、*治学、哲学，有人认为这就是科学的开端。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分科之学就是科学？仍然不行。因为任何东西都可以分科，捡破烂也可以分捡，可那不能叫科学。科层化的科学体系可以在任意场合使用，所以仅见分科之学仍然不行。
第二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弗郎西斯·培根在他的著作《新工具论》指出的。他说，既往讨论学术的方式只能导致混乱和谬误，必须用实验的方法才能得到科学。（他所说的既往是经验哲学——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哲学——用各种哲学的方式给神学辩护。所以中世纪的时候，哲学衰退变为神学的奴仆，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所以这时有人提出可以实证研究的学问叫做科学。可这又不对，因为任何的学科都可以“实证”。比如一个人信*神，他可以明惶惶地指出来他昨晚看到*了；算卦的人很多时候算准，其实里面*名堂极多；魔术师就是反复“证明”他能从袖子里变出鸽子来，可如果你真的相信他能无中生有，那算你傻透了。可这确实是实证——亲眼所见，所以用实证的“经验”的方式作学问，或用实验的方式获得知识，以这个来定义科学还不成立。
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谈起
基于对休谟问题的深刻理解和对科学史的深入考察，波普尔（K·R·Popper）一反过去那种“观察——理论——再观察”的俗套，提出了“理论——观察——新理论”亦即“猜测——证伪”的知识创新思维模式，并指出一切学识的科学性与其可证伪性相一致，即科学性愈高，可证伪度就愈大（神学、占星术、形而上学以及所有那些以信仰为前提、以归纳为佐证的颠扑不破的学说都一概与科学无缘，是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野）。这既是对康德先验综合演绎论的更明快的表述，也是对科学创新起于“猜想”和“假说”这一历史事实的哲学性确认。然而，倘若非科学是不证即伪的学识，而科学又是凡证皆伪的学识，那么，包括归纳法和演绎法在内的一切人类思想成果，其可靠性或有效性的基点又在哪里呢？这是波普尔哲学必将面临却无从回答的一个大难题——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波普尔悬念”，留待以后解惑。（《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六章）
上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专门研究什么是科学的哲学家）波普尔，提出了一个对科学的界定：凡是能被证伪的学问叫科学。此话一出，语惊四座。这跟我们的观念刚好是相反的，这就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论。王老师不承认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但认为它在相当程度上比前两个概念好。波普尔发现，凡是科学的东西都是错误的。波普尔用了极厚的一本书作证明，本文只引用他所说的事实，感性地作一个分析。波普尔说，科学就是能被证伪的，那么非科学就是不能被证伪的，并将永远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假定一定要说它是科学，那它一定是伪科学。到现在为止，谁都证明不了上帝是存在的或者是不存在的。但信神的人可以给你言辞凿凿地讲上帝，你虽然看不见上帝，决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又如占星术、算卦等等，我们永远不能证明这是无效的。就算是在哲学上，我们也永远无法证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对错，因为对此作出证伪需要感知通道以外的另一条通道，然后找到这个非感知通道的边界条件，并加以比较。可是前文已经说过，这样的非感知通道不存在。因此你永远证明不了是唯物主义对还是唯心主义对。当你说这个东西是你感知集合的时候，你拿任何一个事情都能证明他就是你感知的集合——簇拥而上它有质感，眼睛一看它有颜色，用手一敲它咚咚作响——唯心主义说，一点不错。唯物主义说，因为我捏着它是有质感的，触觉能感觉的到，我能看见它有黑色，我又一敲它有声音，所以它一定是我手以外的另一个东西。可是你找不见这两种说法的边界条件。而两者的边界正是拿的这件东西本身需要加以证明的东西。即什么叫质感、什么叫黑色、什么叫声音。所以证明完谁都没错，谁也不对。证明无效，证伪也无效。所以哲学上的唯心唯物将一直争论下去，谁也不能证明证伪它。
历史上最早的科学事件是托勒密提出地心说。我们今天把托勒密当作历史笑谈，可谁想过，托勒密建立的地心说模型给人类的贡献何其之大。发现地球是球形的功劳不在于托勒密，而在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观察月食，发现月食的遮蔽线都是曲线。亚里士多德由此明白所谓月食是地球介乎月球和太阳之间把地球的影子投射在月亮上。月亮本身不发光，而是对太阳的反光，而投射的影子是曲线说明大地是个大球形。今天我们觉得这个想法很简单，可这对古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时没有引力概念，要是大地是球形，那站在球下面的人不是掉到太空里去了吗？所以中国人决不敢作此妄想。托勒密以地球为中心，以人们的感官实证为依据——早上太阳从东边升起，傍晚太阳从西边落下，分明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观察整个天象，除了跟地球对齐的北极星外，所有的天体都绕着地球转，既符合实证、又符合经验还符合常识。托勒密用数学模型建立了完整的地心说和天文观，有效地指导欧洲农业文明长达1年之久。
跟托勒密同时代的中国天文学家是张衡。为什么我们说张衡是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张衡虽然缔造了一个地心说模型——浑天仪，但这只是一个实物模型，而不是一个逻辑模型。托勒密作的《天文学大全》，可以说是天文学的鼻祖之作。科学著作的重要性在于它必须是逻辑模型，因为只有逻辑模型才具有致密性、延展性和破绽性，实物模型这三者都不具备。越致密的逻辑模型越具有延展性，它的破绽也就越多，唯其有破绽科学也才能发展。所以，实物模型反而封闭了我们的天地观。而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为哥白尼的科学时代奠定了最雄厚的基础，尽管我们今天把哥白尼作为科学时代的，可不要忘了，托勒密的功劳永不可磨灭。托勒密是古希腊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学说在后来的工业时代都产生过巨大的作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靠两样东西：一是对财富的贪欲，二是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哥伦布读过托勒密的书，主张往西走到达东方。有趣的是，托勒密把地球的表面积和体积计算错了，计算结果远比实际小。与托勒密同时有一个古埃及人，在埃及设立一个地标测量春分那天的日影长度，然后再测量从古埃及上游到古埃及下游的一个单位长度的距离，然后计算出地球的圆周大约是4万多公里，与实际非常接近，然而托勒密不知道。可多亏托勒密把地球计算小了，要不哥伦布就不敢鼓起勇气往西走了。
任何逻辑模型都会有自己的破绽。哥白尼对天文非常感兴趣，他读托勒密的书时，觉得书中的许多内容十分勉强。他觉得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的解释牵强，尽管与天象的运行又大致相符，但又经常出现不准确的现象。托勒密的学说不能解释这些误差，但又无法证伪地心说模型——因为那时候没有望远镜。哥白尼只是在逻辑上做了一个实验，他把太阳安置在中心，让所有的星辰都围着太阳转，那就可以将托勒密的很多概念都去掉，但他依旧拿不出证伪地心说的任何证据。读者在此处要注意，科学是逻辑的延展，是逻辑在先，而不是经验在先。哥白尼当年提出日心说不是依靠观察天象，因为天象并不能提供证据。哥白尼就这样宣告日心说，可由于他是波兰人，没人愿意为他出版著作，而且人们都把他当作胡说八道的疯子。他的朋友是个德意志人，找到了一个愿意为他出版著作的领主，由此《天体运行论》问世。据说哥白尼临终才看到这本书，于是欣慰地去世了。可这时候没有任何人承认他的日心说，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这就是为什么布鲁诺宣扬日心说，被宗教裁判烧死在太阳广场，万众欢呼；哥白尼去世九十多年后，望远镜已然问世，伽利略还由于相信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软禁，学界一致支持。直到哥白尼死后一百年，三大证据才出现——金星云黑、光行畅、恒星视颤。这三个证据借助高倍望远镜出现以后，哥白尼的日心说才得到证明。
可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刚刚出现，它就充满了错误。今天，没有人把哥白尼的学说当真存，因为它的基本点都错了。哥白尼的学说不到年就崩溃了，此后牛顿的学说仅统治了年。而爱因斯坦的学说尽管璀璨夺目，但他自己也承认，这只是短命的过渡。读者此时应该不难发现，越高级的科学一定是被证伪越快的。所以如果你的学说经常摆在那老正确说明他跟科学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死灭特别快，你反而可以骄傲的说。我们今天说，我们的知识十年翻新一遍，这其实是说今天的知识，其正确的时间连十年都不到了。
科学与真理
我们老说，我们是在相对真理的长河中逼近绝对真理。错！我们一定是离真理越来越远了。如果不是越来越远了，怎么被证伪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呢？越前面的为什么越有效，被证伪的时间越长呢？我们是在一条距离真理越来越远的长河上向真理的背反方向快速行驶。
现在我们尝试给科学下个定义：首先科学是逻辑模型，其次它是分科之学，再其次它是最动荡的逻辑模型。越高端的逻辑一定越不稳定，我们把波普尔的学说放在一个大尺度上理解，不光科学是可以被证伪的，所有学说都可以被证伪，你都可以找到证伪的方式，只不过越低端的越稳定、证伪难度越大，越高端的越飘摇。感性逻辑是最稳定的，从猴子到现代人，经历了1万年，他们看到的绿叶都是绿色的。到了知性逻辑，即判断逻辑，就已经很飘摇了。比方说，一篇绿菜叶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好吃还是难吃，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和场合下，会作出不同的判断。可到了理性阶段，就是为什么会有植物、为什么会有人类。理性逻辑的变化速度太快了。短短两千年先说“上帝创世说”，接着是活力说，接着是达尔文的进化说，接着是遗传说，接着是分子生物说，这个逻辑模型在不断的变换。所以你发现到了理性逻辑模型是最不稳定的、最飘摇的。科学的证伪现象，表达的其实是广义逻辑的飘摇趋势而已。这就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人类的知识正在朝着越来越飘摇、正确率越来越低、正确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背离真理的方向迅猛的跑。我们究竟要跑到什么地方去？这才是现代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也就是今天告诉扩张的知识标志着一个极其危险的倾向：它意味着人类的“知”和“识”越来越茫然。
科学与技术
有人把科学与技术都包括在“广义科学”的概念里，如罗素等，这也是常人的模糊意识，但这样一来，科学作为一种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人类思想史演进阶段，就无从分辨也无从谈起了。李约瑟就犯了这样的混淆性错误，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连书名都搞错了，也就因此，从他的著述中所引发出来的所谓“李约瑟问题”，即“中国为何终于未能产生近现代科学”，按他的思路是无论如何也找不见答案的。
因此，我们必须在“狭义科学”的概念上讨论问题，它是以哥白尼为标志的。科学与技术的不同点在于，科学是逻辑或猜想在先，经验或检验在后。赐谓之“康德模式”或“康德问题”，康德虽然给出了“先验演绎”的知识路径，但却不能澄清来自现象界的知识与彼岸自在之物的关系，故呈知识有效的“不可知论”。而技术是经验操作在先，逻辑整顿在后。此谓之“休谟模式”或“休谟问题”，即休谟认为“从特称判断中不能导出全称判断”的归纳法无效之模式，但休谟又给不出经验归纳以外的知识路径，故呈知识无效的“不可知论”。
科学与技术又有以下联系：1、科学使技术扩大化。技术是点状试错法，科学是方面演绎法。2、科学使技术加速化。技术呈对象硬变塑，科学呈逻辑软变塑。3、科学使技术精密化。技术乃粗放操作型，科学乃缜密推演型。4、科学使技术系统化。技术为外延联系态，科学为内涵联系态。由此造成“中国中世纪大盛”与“西方近现代勃发”的历史分别。
科学、非科学与伪科学的关系
三者各自的样态与动态：
“非科学”至今仍是人类文化的主体部分，而且一定是最基础、最有效、也最稳定的部分，譬如宗教、哲学、数学、几何学以及中医等。而且，几何、数学、哲学对所有科学门类的有效性，正在于它的逻辑基础性。
然而，凡是自称为科学，却不能被证伪，或通过对其理论系统加以微调和修饰，就能无限期地保持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姿态，那它就是典型的“伪科学”。任何科学理论体系，只要出现一个该体系不能容纳或与其基本原理相悖逆的现象或事件，则表明它已被证伪，即可以宣告它已经过时失效了。
凡是今天被主流大众确认的“事实”，明天一定是最严重的“谬误”。反之，凡是明天被普天下广泛认可的“事实”，今天一定是备遭冷落的异端邪说。尽管不能反过来说，凡是今天的异端邪说，明天一定成为显性事实。
知识创新的逻辑路径
下面谈知识创新的逻辑路径。如果你了解了哲学的这个基本的状态，如果你了解了科学的基本速度，那么你自然就知道科学创新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即由于中国人历来就认为科学就是客观真理、客观规律，既然是客观真理客观规律，那么你即使数理化学的再好，你怎么可能创新科学呢？可是如果你知道所谓科学只不过是个逻辑模型，所谓真理只不过是一个当时找不见破绽口的逻辑模型，那么科学的创新活动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当然非常简单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一路玩着上，但是科学发明总在西方的原因。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创新、求知决不跟真理有关。
所以你只要能建立一个逻辑模型，达成自恰、他恰和续恰，你就占有了暂时的正确。1、切勿相信此前的任何科学结论是真理，反而要确信它是距离真理最远的东西，正等待着你来重新塑造它的真理金身。2、你也不要指望你自己能发现什么根基永固的真理，因为根基不固恰好说明你的发明属于科学范畴，而不属于伪科学的糟粕。3、博学决不是真理，这句话是黑格尔的名言。也就是说你不要像蛀书虫一样忙着学习别人缔造的东西，也不要一味的搜集和归纳正在研究的课题素材，而在于你要能够发现前人对这个问题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中的破绽，然后在逻辑上修补这个破绽。你就创新了科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