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寻求极端之间的中道与厚道
何怀宏，1954年生于江西樟树市，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著有《伦理底线》《道德 上帝与人》等，译有《正义论》《沉思录》等，最新作品为《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梁辰）1974年，中国大地开始轰轰烈烈 批林批孔 时，何怀宏在内蒙古当兵。隐隐地，这个酷爱读书、常沉湎于思考的20岁年轻人觉察到有一些不对劲， 说林彪搞复辟，孔子也搞复辟，把这两个联系起来批判。回想起来，就是不伦不类。 按上级指示，连队上上下下布置了各种批判学习大会。为批判需要，还特别印发了一些《论语》、《史纪》，帮助大家掌握何为 克己复礼 的封建思想糟粕。12岁失学、成长于乡间的何怀宏第一次有机会触摸到了中国传统的经典。待到90年代，一头扎进自先秦至近代的经史子集时，他已算有一点古文底子了。在浩瀚的古籍与典章中，这位以研究、翻译西方伦理学著称的学者找到了自己的 根 ，以及维系中国千年的 血脉 。 从学术思想看，我的根是扎在中国传统里的。我想我就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读书人。 他语调柔和，温润醇厚如一壶沏好的普洱，还略有一些腼腆。经过两年的构思、酝酿，今年7月，他出版新著《新纲常》，提出一整套新 三纲 、 五常 、 信仰 和 正名 之说，试图为当下中国社会开一张重建道德基础的药方，用他的话说，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连接起一座价值的桥梁。 他小心翼翼避开 新儒家 的标签。 我是在致力于寻求共识，对维系一个社会来说，伦理的基本共识是非常重要的，你不管是哪家哪派，只要合理的，我们都可以寻找到共识。 为 纲常 正名人物周刊：自五四后， 三纲五常 是一个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腐朽、封建、压迫的名词。在谈重建中国伦理道德的时候，用 新纲常 这个词，有没有特别的用意？何怀宏：我我想首先可以给 纲常 正名。它被泼了很多污水，被污名化，我觉得应该到洗清的时候了。 纲常 其实就是道德的一些基本原则，它首先是社会伦理，是要求社会上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履行的规范，这就是 纲常 。没有这种道德的基本要求，一个社会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维系。中国历史上一直叫 纲常 、 纲纪 等，包括陈寅恪在内都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定义。这个词至少是可以看成中性的。它有历史价值，历史上就是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它也有现实意义，任何社会必须有一些大纲大常。你把这个东西扔掉了，没有这些约束，会带来很多灾难。20世纪的教训正是如此。人物周刊：从五四开始，尤其是1949年以后，儒家已经式微和边缘了。从传统伦理中提取 新纲常 的概念，能够为中国大陆的道德重建提供思想资源吗？何怀宏：知识分子要尽言责，就是你应该把研究或思考中认为正确的东西说出来，不用去太多考虑是否能马上起作用、马上有很大的影响。我当然希望它能被比较多的人关注，听到或者讨论。但这要有一个过程，也可能就被淹没了，也可能换成一种提法，都有可能。但是，在各种各样合理的探讨中，我是力求把握住一些共同的东西。另外，思想是不怕式微、不怕边缘的，只要有文字留下来，你很难设想它在某个时候兴起。孟子一百多年后读到孔子的著作，他忽然兴起，对孔子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儒家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式微了很多年，儒家的弟子像李斯都从儒家出走转到法家去了，又加上秦朝的焚书坑儒，一度相当的边缘化。但到了两汉，又重新兴起了。思想者不像从事*治或商业的人，当世不成功就永远不成功。即便是含有真理的思想，它发挥作用也需要时间和中介，还有机会。如果它发生作用了，功不在我，我觉得也挺好的。遗憾的是等到大灾难之后，大家才认识到一些基本道德原则的必要性，付出了惨痛的流血代价，这比较悲哀。谁也不能凭空代表人民人物周刊： 民为*纲 被你列为新三纲之首。60年来官方话语中，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名词就是 人民 ，一旦说 代表人民 ，就具有某种岿然不动的 合法性 。然而，你特别提出要对这个 民 有所区分。何怀宏：在 民为*纲 中，我是对 人民 有仔细的分析的，不太用笼统的 人民 。所谓 民为*纲 ，主要是说制度和官员要 以民为纲 。且公权只能为公众服务，必须是公开、公正的履行。但官员确实同时也属于 民 ，他除了*治家的责任，也必须履行公民的义务。官员的队伍也应该是流动的。之所以特别强调对官员的约束，因为他有权力，他在制度中很突出，人与人的权力等级是不一样的，他批个字就能够影响到很大的资源，可能影响到全省甚至全国。所以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和警惕这种权力，要采取严格的制度措施防范公权私用和滥用。人物周刊：如果以 代表人民 之名来压制、阻挠来自民间的呼声，这算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诈力么？何怀宏：我觉得谁也不能凭空代表人民，至少一定要经过一定的合法程序。这点甚至好像跟《环球时报》最近有篇文章都有共识，这篇文章也说 人民 不能随便代表。为了防止笼统的说 人民 可能带来的危险，还不如说是 公民 ，甚至说 利益群体 都比较好些。你说你要兼顾、平衡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兼顾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或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官员。人物周刊：你在新正名里提到了 官官 之说。然而在现实中，官员不断曝出种种不堪。道德伦理是很柔性的东西，让他们进行自我道德约束，会不会太天真？何怀宏：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什么是道德？我们现在把道德的概念都等同于个人道德，那是传统的道德范畴。我说的道德伦理，首先一定是制度伦理，就是说制度的正义性，这个制度怎么去约束人，首先是权力者，这种约束必须是硬性的、强制的，而不是说来教育大家，让大家一起学习 民为*纲 或是别的伦理，大家都来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自身品德。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没有用？总好一点吧，但不起根本作用，所以有学者说，还不如让官员公布财产，这就是制度。制度最起作用。比如官员要提拔到重要岗位，就必须先公布你的家庭财产。这是大势所趋，全世界都走这一条路。这是制度，这个也叫道德，不是简单的法律*治措施，它们后面有道德的含义。制度伦理要求你若掌握一定权力，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为什么不去公布老百姓的财产？你去公布就是侵犯别人的隐私。也没有哪个国家要求商人公布个人财产，但要监督公司财务活动不违规。为什么要求官员公布呢？因为他掌握公共资源，这就是道德上的一个要求。你要么选择不做官，要进入官场，你就不能想既当官又发财，甚至就是为了发财来做官。权钱名要分流。人物周刊：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直是鼓吹制度的，民主、法治，您提出了道德重建。在中国的现实中，制度变革和道德重建有什么关联？何怀宏：我觉得制度重建、社会重建、道德重建，其实基本是重合的。拿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例，他的两条正义原则（平等自由原则，机会的公正平等与差别原则）都必须体现在制度上，尤其是在社会的基本结构上。这表现为法律制度。这也是一个道德要求，现代社会以来，所有文明国家的宪法都会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治制度概念，也是普遍的道德要求，同时是制度又是道德。人物周刊：这些年来，执**和*府也一直在谈道德伦理建设，但效果好像并不明显。何怀宏：为什么呢？因为不尊重道德的独立性，把*治话语、意识形态的话语和道德混和甚至捆绑在一起，没有真正在社会中生根。大家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话语已经产生了疲劳感。尽管用心是好的，但在学理上没有根基、没有论证，逻辑上不能自洽，进入不到人的心里头去。道德比*治更永久。中国几千年来，*权变化王朝更迭， 三纲五常 没有变，一直都是这样。直到现在社会大变，它才不得不推陈出新了。但它比*治已经更永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