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提出文化形貌论，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本人在伦理学的学习与实践中，深切的认为真正的地域文化不是几尊石像、几卷古书、几幢古建筑，而是在特定的地域或环境中，一辈辈人在生活场中“酿造”形成的刻在骨子里的惯性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行为习惯，与成长过程中的记忆密切相关，这种灵魂般的记忆会在某些特定场景中顽强的浮现出来，影响着每个人的终极性价值取向，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基因。“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誉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潍坊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域之一，县域经济异常发达，各县市发展各领风骚，同样的大环境、同样的大时代、同样的大政策，为何出现了风格迥异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这与当地人长期形成的不容思议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行为习惯具有绝对的因果关系，虽不易观察，但从现实现象的超拔中也可处处窥见端倪。本文依发生学的视角从历史渊源、经济现象、典型人物等社会现象假以抽象，作以思考，可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属严肃的学术研究。
诸城人：才——大——豁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夏商周时期潍坊现辖区方国林立，遗风犹在，诸城是地域文化的一个典型。最直接的表现是JQX不分的“诸城腔”，无论诸城人走到哪儿，一张嘴，地球人都知道他来自“新郎”的故乡，哪怕他学过多久最普通的标准话，只要一激动，“诸城腔”就脱口而出，每个字的口气音调就像从广袤的土地中带来的一样，都深深烙在每个诸城人的脑海里，想忘也忘不了，想甩也甩不掉，其实，这是骨子里的一种坚持，是血浓于水的一种归属，是地域文化的一种传承。
“才”。你要恭维诸城人一句——“你，太有才了”，他会立马欣然接受，很可能把你引为知己、死士。从古到今，大概每个诸城人都有一个“才”字情结，一生为“才”而迷，为“才”而奋斗，为“才”而不惑。论起历代名人，诸城人可以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相比，从三皇五帝到当代文学家，每个诸城人都会如数家珍，两眼熠熠放光，炯炯有神，神交古人，娓娓道来，虔诚之心无以言表，崇拜之情跃然脸上，非常生动并且十分感人。“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毕竟他们与许许多多古代名人同顶一片蓝天、共踏一方热土、同饮一股山泉，很可能前院出过一位状元，后院住过一位宰相，老姑奶奶还可能是皇后娘娘，更可能的是他们身上还延续着名将良相的血脉，光宗耀祖的风光，封官晋爵的兴奋，衣锦还乡的荣耀……诸城人从小就饱受这种“才”气熏陶，自然就有了“才”字情缘。
“大”。诸城背靠大山，面向平原，俯视大海，呈龙盘虎踞之势。所谓“龙”者，入则无声无息，腾则翻江倒海。恐龙化石的挖掘，赐予极具抱负的诸城人一个绝好的依据，于是“龙城”就成了诸城的代名词。不言而喻，“龙城”的主人，要么是龙，要么是龙子龙孙。龙作为一种精神图腾，在过去的几千年，通驭天下，傲视群小。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影响格局”，诸城人心中有底气，眼界开阔，放眼全球，做就做世界上最好的、最大的，极少小打小闹。格局有多大，气度就有多大，市场就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纵观诸城的企业家，从起步开始，就没有把眼光局限于一个当地小圈子，而是大再大尽可能的大，即使开个木匠铺子，也要冠名“寰球木业”。
“豁”。乍看诸城人，四平八稳，鲜少有李逵式的暴汉，基本上都温文尔雅，由此你认为他们事业心不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他们在时机不成熟时，往往三缄其口，颇有城府，一旦考虑周详，下定决心，就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不达目标，决不罢休。诸城人骨子里透着一股子狠劲儿，一旦上手，开弓没有回头箭，两眼死盯着前面的目标，“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决不患得患失，左右摇摆，跌倒了再爬起，打掉牙齿和血吞，全身心投入的精神着实让人感动。前些年学写材料，时常听说诸城的材料写得非常到位，居然连用了好几个“豁上”“拼上”，很受震撼。文以载道，言为心声，商场如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其实任何一个事情都不可能钉对钉、铆对铆的计划好了再干，而是谁靠得上，谁拼得上，谁豁得上，机会很可能就给谁。诸城为什么在每个时代，都有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因为他们懂得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人到了一定的层次，才智都差不了多少，只有比竞争对手付出百倍的努力，抛开一切豁上拼上，踏前一步，就会尽情欣赏“无限风光在险峰”；退后一步，可能就是“秦皇岛外打鱼船”了，这应是“诸城模式”的精神内涵。
寿光人：变——能——创
有时，我常常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要选择一个地方培育农业产业化的典型，大概率不会选择潍坊，更不会选择寿光，但就是寿光人民的不懈努力，引领了中国餐桌革命，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蔬菜之乡”，成为改革开放的重大典型，成就一段几乎不可能做到的神奇，从这一点上说，寿光人拥有绝对骄傲的资本。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上，反思这个过程，她又是如此的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
“变”。多年前，寿光是绝对贫困地域，小时候时常见到沿村乞讨的寿光人，主要来自“寿北”的盐碱地带。“穷则思变”，寿光人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和绝对先行者。不变，世世代代永远受穷；变革总是基于事物发展的规律，可能就会向好的方面发展，寿光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他们改革创新的内生动力。改革总要承担风险的，这是很多地方不敢改革的阻力所在。在这方面，寿光人没有“一星半点”的思想包袱，失败了再重新开始，大不了像先人们一样再出去“要饭”。当一个群体的奋斗以“要饭”为退路和底线的时候，那就形成了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发展力量。到过安徽的小岗村学习，总觉得“小岗村的创新+寿光的成就”才能更好的诠释三农改革的内涵：他们当时摁手印的只有18个人，而寿光改革的参与者、实践者近万人，这就形成了排山倒海之势。
“能”。灵魂归宿感是地域文化的“硬核”，如果说诸城人以“才”字为傲，青州人以“雅”字自诩，老潍县人以“精”字标榜，寿光人则以“能”字为绝对的价值认同。以把事办成为标准，至于怎么办只是方法和路径的问题，这个“能”，不仅仅体现在群众领袖上，更体现在每一个平民百姓中，是在“变”的过程中凝结成的知识、技术、智慧、眼界的融合体。典型的案例是，大棚种植技术实则源自历史上的“花棚”，用的是砖式结构、玻璃、炉子等高成本设施，寿光人用土打墙、用竹竿打架、用塑料扣棚、用草苫子保暖，极大的降低了成本，使市场化经营成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很难想象这些土生土长、大字不识一个的寿光农民在心灵深处经历了怎样的煎熬，这种凤凰涅槃的美丽蝶变让他们对“能”字有了深刻的认知。到寿光农村去看看，我总是感慨基层农民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技术换来真金白银的时候，当大家迎接全国各地参观者的时候，当他们在国内外传授大棚种植技术的时候，更升华了这个“能”字。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能”，自然在社会各层面形成巨大的反响，形成波澜壮阔的“能”量，这是促进寿光各领域蓬勃发展的“不二法宝”。
“创”。当“变”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能”成为群体灵魂归属感的时候，创业、创造、创新的“创”就成为寿光人的最高境界。在市场经济的概念里，创业或许仅仅指的是企业，而寿光“铺天盖地”的市场主体却是农户。走到寿光广袤的田野，遍地都是海洋般的设施农业，随便见到一个农民，问起收入，往往会说，“今年，我才玩了两三个大棚”，而每个大棚的收入一般不低于10万元，优质品种可能上百万元——这是创新创业的“人民战争”。任何事物尤其是先进事物，都不会“从天而降”“一蹴而就”的，都是有基础的。在庞大的市场主体发育过程中，总有一些“佼佼者”会脱颖而出，有的是规模扩大，有的是纵深发展，随之就产生了一些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这应该是“寿光模式”的核心秘密。
临朐人：实——善——凝
在潍坊各县市区中，临朐人的性格文化特点鲜明。他们热情、朴实、善良而又肯干，他们时时洋溢着与人为善的笑容，他们磁性而又上扬的音调……就像沂山山坳里扎成一堆的红高粱，那么淳朴，那么可爱，那么让人信任。
“实”。临朐人事业心特别强烈，几乎都有“走出大山，干出一番事业”的情结，光宗耀祖、庇荫妻儿。他们干事情特别投入，不声不响就能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他们从不夸夸其谈，总是在脚踏实地做事，当别人夸奖几句，他们反而还显得不好意思。也许，有的人做事，目的是在证明自己的聪明，或许是能力，而临朐人只想证明的是自己的投入和付出。聪明和能力不一定是好成果，而几乎不掺杂质的投入和付出却一定有好的长期回报。于是，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发现并不比自己聪明的临朐人进步了，提拔了，或许会感到有些突兀，细品起来，临朐人的聪明是刻在骨子里的，是大智慧，日积月累不起眼的小成绩，积小成多也就有了大成绩。聪明和能力不是用来表现的，而是用来做事的呀！
“善”。临朐人总怀着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善待一切与自己有缘的人。遇到值得交往的人，总全身心的投入，抛出一片真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交友须慎重，临朐人则可当知己。朋友有难时，他们挺身而出，绝不当缩头乌龟；朋友有喜时，他们举杯同贺，绝不红眼嫉妒。有朋自远方来，倾囊而出，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不尽兴绝不罢休，举杯换盏中兄弟之情映红脸膛。临朐人侠骨豪情，从不做小人，从不使坏，总是与人为善，宁让自己吃亏，也绝不让朋友为难。他们具有大山的品格，包容了一切。有人戏说，在潍坊工作没有几个临朐朋友，可能在交友方面有问题。发生在年临朐县五井镇战例颇具代表性：我军胜利后，俘获一名日军，击毙日军四十余人，日军全军覆灭，居然写信让日军总部前来收尸，日军完结后也留下一封信，“贵军人道主义，本军钦佩，留下尸体完整无损，特此谢意”。本人在潍坊曾开车不慎撞倒了一个临朐小伙，腿肿得很严重，到医院检查没有伤到骨头，就立即要求出院，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凝”。凝乎、凝结的“凝”，就是异常团结。临朐人特别喜欢扎堆，自觉不自觉的抱成团，老乡观念特别浓烈，似乎只有用凝乎一词才能恰切的表达出他们融入血液里的老乡情怀。无论在一个团队里，在一个社区，在一个城市，只要是临朐人，都相互团结，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并且定期聚聚会、谈谈心、通通气，在本土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找到一个老乡，可能就会找到老乡一大帮。可能由于临朐地处山区与平原的交汇处，自然条件不是很好，闯外总有点不踏实，心里渴望帮助，在老乡的点拨和帮助之下发展起来，又时时不忘帮助比自己弱小的老乡，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个圈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当然，这方面可能还有诸多因素，但谁也不会否认临朐人团结这个事实。别的地方的人总是慨叹临朐人的团结，自己却把老乡拒之千里之外，单打独斗，势单力薄，倍感孤独，就抱怨老乡不团结。这，就像对待父母、妻儿一样，你连老乡都不亲，你还亲近谁？
高密人：敢——活——韧
高密那地了不得，那是“我奶奶”的家乡，《红高粱》的摇篮，东北乡里又高又密的高粱地里发生的凄美故事，征服了整个世界，演员的激情演绎不仅仅是为国产影片捧回了一个划时代的奖杯，更重要的是以粗犷的画面、壮烈的场面、细腻的技法在呐喊——人性需要张扬，高密人似乎成了温文尔雅礼仪之邦的“异类”。
“敢”。高密古称夷维，秦时置县，西汉时为高密国，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时赫赫有名的晏婴任齐国正卿，连辅三朝，执政50多年，为齐国的兴旺发达做出了卓越贡献，彪炳史册，光耀万里。郑玄是经学研究史空前绝后的巨擎，在我国学术史形成了“郑学”。清代那位大学士刘墉，附于满清羽翼之下，居然胆敢与乾隆满族宠臣和绅频频斗法，且屡占上风，笔者当时颇为不解，如今琢磨再三，豁然开朗。此地原为齐地，传承的是齐国开放的海洋文化，基于对满清统治的不满，借着刘墉说事儿，民间一些好事者就在茶余饭后编起故事来，章回小说《刘公案》、打鼓书《满汉斗》、相声《刘墉斗和绅》等都在乡间酝酿成功，然后传遍四方，直接为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提供了蓝本。如果有人按照那些故事情节教着刘墉那样做，不是让刘墉作死吗不是坏活人吗？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反映了一种民间情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上世纪初，孙文组织阻路抗德斗争，轰动中外；辛亥革命期间，刘冠三积极响应，成为国会议员；抗日战争期间，孙家口伏击战震动胶东半岛……高密人的血性是刻在骨子里的，《红高粱》作了完美的诠释。
“活”。对整个潍坊而言，高密是个典型的“叛逆者”，他们居然毫不避讳的提出“融入青岛，不归青岛”的口号。在他们看来，如果把青岛比作龙头，高密就是龙身；如果把青岛比作黄河流域的“上海”，高密就是山东的“昆山”，以至形成备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