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毕业的那天下午，我拿到初中毕业证后，直接走出校门坐上45路公交车。下车后，我走进了那个写着“强人泡沫塑料”的工厂，绕过开满鸡冠花的大花坛，走进了母亲上班的车间。然后，我走近正在工作台前忙碌的母亲，大声对她说：“我看上陆菲了，我娶她。”在母亲诧异的目光和她同事的哈哈大笑中，我昂首挺胸从原路回去，然后站在校门口等待陆菲的出现。
成年后，我每次回忆起这件事，还为自己当时的勇气而感动。尽管我知道，那时只是单纯的喜欢，这种喜欢也许和真正的爱无关。就像小时候对糖果的喜爱，稍大点对玩具的渴求一样，陆菲对当时的我来说，是糖果和玩具的替代，是一个成长中的男孩对希望自己能被这个世界所承认的表达。
说真的，这个世界在我的眼中一直以来是个不可解的谜团，我如果不能成为解开这个谜团的探索者，那么我就不得不自甘平庸，在这个谜团中越活越糊涂，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去。一想到这种死法，我就头皮发麻。
我带着种种疑问走进校门，在里面学到形形色色的知识，当我从校门里迈出来时，我忽然发现，以前的种种疑问不再像以前那样让我如卧针毡，不再让我总想探个究竟，虽然它们仍然存在。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是幸福，恰恰相反，我认为是学校把我越教越笨了，以致于我开始漠视自己的探索欲，并且不再喜欢刨根问底，所以我这样的人活着，最终结果只会是让我自己对自己感到恶心罢了。
自上学开始，对于老师而言，我就类似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一样，是个麻烦的制造者。我总是在课堂上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以致于有老师当着众多同学的面喝斥我，说我的思维方式古怪，不像是地球人。
上小学时的第一堂课，数学老师教我们1+1=2，我打断老师的话问她：老师，为什么1+1=2？老师很不礼貌地瞪了我一眼，对我说，你记住就行了，别问那么多。我被老师的表情吓住了，不敢再说什么，但这个疑问却在我的脑海中扎了根。后来上自然课，老师说这个生物世界是个生物链，每种生物都有天敌，它们环环相扣，任何一节的缺失，都有会导致自然环境的坍塌。于是，我就问老师：老师咱们人的天敌是什么？生物老师笑了笑回答我，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人处在食物链的最顶端，没有天敌。我接着问：那你不是说每种生物都有天敌吗？老师不笑了，他用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后，开始接着讲课，留给我又一个大疑问。
学时，我知道了英国的一句谚语：此人之肉，彼人之毒。豁然顿悟，为什么当时生物老师不再回答我，这是因为人的天敌就是人，历史上无数的事件早已说明了这一点，只不过，这方面不属于生物学而是社会学的范畴了。后来，我还知道了世界上有一个“歌德巴赫猜想”，被陈景润费了几十年的精力证了出来。这一连串的“知道”让我忽然茅塞顿开——其实世界上并不是我一个人有着无数的谜，只不过是每个人对待这些谜的方式不一样：有人在说，有人在做，而有人自己不说也不做，也不让别人说和做。说到这点，我不得不提起我父母对待我和陆菲事件的态度。
我一直搞不清楚我对陆菲的那种喜欢可不可以被称作“爱”。因为在此之前，我喜欢过很多几位在我眼中看起来是**的女生，其中包括我上幼儿园时的同学。每当我在父母面前高声宣布今天我看上了某某，将来长大了以后要娶她时，我年轻的父母就会笑的前仰后合，使劲称赞我是一个男子汉，这种境况一直维持到我上五年级。
五年级的一天，我又在饭桌上故态复萌，说起了班里的一个女生。当时我把刚学会的几个形容词用了出来，先时说她面若桃花，继而说她腰若纤柳，最后说她笑起来的声音很好听，在该用什么形容词时我的卡住了，我咬着筷子头，盯着天花板想了大概有半分钟之久也没想起来，最后我缓缓地用一句陈述句表达了我无限美好的心绪：“她的笑有点疯癫，我喜欢听。”父母这次没有表扬我，他们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眼后，开始默不做声地低头吃饭。
饭后，母亲去厨房洗碗，父亲表情严肃地和我来了一席长谈。他告诉我，我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而不是对女生评头论足，他希望我将来会成为一个可造之材，而不是在大街上对女孩子吹口哨的色狼。
听这些话时，我心里有点忿忿不平。我想不通好好学习和对女生评头论足之间有什么矛盾之处，想不通一个可造之材为什么就不能对着大街上的女孩子吹口哨。并且更想不通，这件事情如果我不说，是不是将来我会成为一个一无是处，只会对女孩子评头论足和吹口哨的色狼。
成年后，我知道爱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喜欢上一个人，然后找机会和她相处，当然是在她乐意的情况下。钱包里的钱足够多的话就和她逛街，钱包里的钱不够多的时候，就找理由避开她，然后在钱多的时候再拉她逛街。如果她喜欢的是你，她就会关心你的一切，包括你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如果她喜欢的是你的钱，她就会关心你的钱包，并且在你钱包鼓的时候对你言听计从，在你的钱包不鼓的时候对你冷若冰霜。
如果我的十六岁能有我三十岁时对社会和人生洞察的一半，我一定会采取戒急用忍的态度慢慢打造自己，而不是总担心自己得不到别人的承认，匆匆忙忙中连跌带爬，使自己显得可爱而急躁。但是如果没有十六岁时我的那种心态，就不会有三十岁时我的转变。人生总是充满悖论。毛主席说的对：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
十六岁那年的下午，我站在校门口等着陆菲。她比我低一个年级，所以她还有一年的时间才能毕业。我站在校门口，听着放学铃声响起，然后我不时地探头向校园里看，当时那个模样一定像极了后来电视里的帝企鹅。当我在人流中发现了陆菲的身影后，心头一热，瞬间充满了幸福感。
一个经常被幸福感充斥的人，一定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当然，这一点是我以后才能知道的。走出校门的陆菲和往常一样，仍然不对我正眼看一下，只是往前走。我匆匆忙忙地跟在后面和她搭讪：“陆菲，我今天毕业了。”她没理我。我又接着说：“我跟我妈说了，以后我要娶你。”这次她停下了脚步。她的脸色因生气而通红，双目圆睁怒视着我，当时的情形下我相信，如果陆菲的手里有把剑，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手起剑落，把我这个她心目的轻薄之徒像切西瓜一样一劈两半。但是她手里没有剑，而我也不是轻薄之徒。我勇敢地直视着她的目光，想让她从我的目光中看出我的真情。我们就这样对视了有十秒之久，她冷冷地开口，一字一顿地说：“你真是个无赖。”
陆菲所说的“无赖”没有任何可以让人想入非非的地方，它丝毫不带有亲昵的意思，恰恰相反，她是在提醒我，从一开始，我在她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人，并且在以后也不会有任何的好印象。因为我和陆菲的认识的方式就是“无赖”的模式。
我初三下半学期，陆菲是初二的下半学期。下午放学时，她背着小书包走在我和林立的前面，晚风一阵阵地吹过，我闻到她身上飘来幽香，我相信林立一定也闻到了，他的表情在瞬间忽然变得十分古怪。他忽扭头口齿不清地对我说：“你如果敢掀她的裙子，我输给你一个篮球。”
“这有什么不敢？”我轻蔑地白了他一眼，雄赳赳地走向前去。
但在快靠近陆菲的那一刻，我的心跳陡然加速，前所未有的紧张忽然笼罩了我的全身。在我走到陆菲身后时，她却好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停下了脚步，然后转身静静地看着我。我的身体一下子僵硬起来，脑子“嗡”地陷入了一片空白。但我还是机械地伸出手来抓住她的裙子，然后带着哭腔低头对后面的林立说：“你看，我说是纯棉的吧，你偏说是化纤的！你来看看，到底是纯棉的还是化纤的！”
事情发生后，陆菲通过学生会查到了我家的地址，然后，她写信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的父母。在这件事上，陆菲很有主见，如果她是直接反映给学校，于她于我都不是一件好事，但告诉我父母情形就不一样了，这样可以把事情缩到最小的范围，却能得到更好的效果。有些人的聪明是与生俱来的，陆菲就是这样。所以对于她日后顺利地考上上海的名牌大学，然后考上“托福”，远走高飞到美国，对于我一点都不奇怪。但我奇怪的是，我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后，既没有对我打也没有骂，而是保持了缄默的态度，只是看我时的眼神恶狠狠的，从他们身边走过，我总感到后脑勺冷嗖嗖的，就好像曹芳看到了司马昭，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以我对父母的了解，这种姿态其实是一种更可怕的表态，说白了就是“既往不咎，以观的后效”，背后的含义是：如果你小兔崽子再做有悖于人格道德的事，惹得我们反脸了，你可不仅仅是一顿皮肉之苦。
在父母的这种态度下，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向陆菲道歉，我知道，一旦我的父母高举着义旗做出“大义灭亲”的举动，轻则我会被送到工读学校，重则可能会让我生活不能自理，后半辈子躺在床上横着渡过。这些事，我家老妈可能会怜子心切，但老爸就难说了。我十岁时，家里养了条小叭狗，平常看着挺可爱，憨态可掬，但就有一个改不了的坏习惯，喜欢随意到处拉屎，所以从来不让它进屋，只准在院子里呆着。某天早上，我家老爸开门晨练，刚从屋里迈进院子就是一个"平沙落雁”重重地摔在地上，身子下面的那一滩不用看，闻着就知道是什么。站起来后他有点恼羞成怒，冲进厨房后手都顾不上洗，捞起擀面杖到院子里对着狗头就一下，小叭狗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抽搐个不停，不一会就七窍流血含恨而亡。结果我妈把这事唠叨了大半年，因为不但狗死了，还搭了一根擀面杖。死掉的小叭狗被当作肥料埋进了我们家的长方形的花坛，也算是造福花花草草。断掉的擀面杖被扔院子的墙根，后来不知所终。那年夏天，花坛里的花长势极旺，并且全都是只长身高不结花苞的那种，搞得来串门的人到我家后就纳闷地问：“你家种那么多高粱干什么呢？”起风时，这些高杆植物就夸张地刷刷作响，一、二级的小风从它们那儿听来就像是十级的飓风，害得我妈老是半夜起来关窗户。那一年我正好学了鲁迅先生的《女吊》，从那以后，我晚上回来进了院子都是绕开花坛贴着墙根走，生怕从花坛边经过时，被这些高杆植物一把抱住，弄得吊起来。
对于我来说，向陆菲道歉是一件痛苦的事。
陆菲对我的道歉一开始就不抱有热情。放学后，我在校门前等她出来，然后告诉她，我是来道歉的。她一言不发地向前走，我就在后面重复着这句话，直到她上了回家的公交车。她从来不说我接受我的道歉，也不说不接受。这让我很为难，因为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向父母交待我对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时间一长，陆菲的女同学一看到我就笑嘻嘻地对她说：“你的道歉者来了。”搞得我很是不好意思。直到有一天我急了，对着她大吼一声：“你说句话呀！”她仍旧一言不发。这样一来，我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在我开始工作后，我的奸商老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责任”，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有责任心。它的具体表现就是，今天的事不但要今天做完，还要考虑到明天的事能不能在今天做完。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我们公司的每个人都变成了偏执狂，所以总有加不完的班，并且总要表现的自己比别人优秀。其实稍稍往深里想一下就能想到，在老板的眼里，公司只是他的挣钱机器，公司里的人都是这台机器的零配件，这样一想，每个人都会觉得索然寡味，了无生趣，所以每个人都不太愿意这样想。因为除了真正的苦难者，没有几个人会承认生活的真实性，谁都有逃避残酷的本能。所以才有了“歌舞升平”的颂词，才有了“形式一片大好”之辞，以致于在这种漫天飞舞的话语中，弄得像我这样只识得几个字的人都困惑不解，以为人来世上原本就是要活得憋屈，就是要像叫花子一样讨饭吃才是正常的，而不是人人能活得高兴，吃得高兴，得其所哉，所以幸亏有了“平天下者们”挺身而出，才救我们于水火之中，使我们能在感恩戴德中活得如鱼得水。这让我
想起了古人对孔老夫子的赞溢：世无孔子，万古如黑夜。
而陆菲在我面前就属于一个极端的“不负责任者”。她的不合作态度迫使我不得不向她说明，如果她继续不表态的话我身上极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其中包括我以后生活不能自理的悲惨情形，并告诉她，她今天不接受我的道歉，那么我今天就可能被我家的“平天下”者施以专政，明天不接受的话，这种可能性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她只淡淡地回应说，那是你的事，关我什么事？陆菲这种态度让我咬牙切齿但无可奈何，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放学老老实实地跟在她身后，祥林嫂一样重复着“我道歉”。可她仍然是没心没肺地自顾自地向前走，她的周围仍然是她那些女同学没心没肺的笑声。我上高中时，我的一个年近花甲物理老师是“摘帽右派”，当在课堂上讲错了什么时，就会以掌击面，点头哈腰对全班同学说：“讲错了，我该死，我对不起党和政府，对不起人民和同学们。”这时候，全班的同学就会放声大笑，他们认为这一种极致的幽默，而我却知道这种笑声就是一种没心没肺，因为他们不知道当事者的心里有多深的沉重，就如同陆菲和她的那些女同学不知道我的沉重一样。
向陆菲的道歉一次次无果而终，导致我每次回家都忐忑不安，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在我推门而进时发生。令我奇怪的是，父母却从来不过问这件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善于遗忘，每当我为点什么事情显露出得意忘形的姿态时，父亲就会淡淡地问我一句：“人家女孩子接受你的道歉了吗？”每次他这一问之后，我立即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毫不犹豫地蔫了下去。这说明我天生就知道专政的威力，从小就具备了作为一个“良好公民”的素质。
我的道歉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学期。在这一个学期里，我逐渐学会了把对陆菲的负疚感转换成欣赏的目光。强大的压力下，气体可以成为液体或固体，金属可以像面团一样任意变换形状，所以我的转变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阿Q，就看他置身于什么样的环境之下。
我不再向陆菲说道歉，每次放学后，我都会跟在后面对她今天的衣着发表一翻评论。譬如：陆菲，你昨天的白衬衫很好看，今天的这种颜色不适合你呀。陆菲，你的发型怎么看着像是我舅妈的，花了多少钱？陆菲，你这条裤子真漂亮，配上你的身材简直没得说！
陆菲对我的表情还是不屑一顾，但我发现，如果我哪天说了哪件衣着不合适她，第二天她就会换上其它款式的。在我记忆中，陆菲的衣服好像很多，似乎从来没重过样。至少在那个学期是这样的。我也在这种和陆菲独特的交往过程中发现了陆菲的可爱之处。如果我真的喜欢过她，就是从那种转变中开始的。
自从陆菲定性我为“无赖”后，我开始了漫长而炎热的假期。我的父母根据我的中考成绩判断我可以考入市二中。然后强制命令我待在家里，不许出去乱跑，可以邀请同学来家里玩，但我不能出门。我关在家中无所事事，每天把我的好奇心发挥的淋漓尽致，翻箱倒柜地寻找着，我也不知道想找到什么，只是觉得这个家对我来说十分陌生，其中应该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应该找找看。我从父母卧室的床头柜中翻出了他们的避孕套，好奇地端详了两眼后，赶快原封不动地放回了原处。从电视柜中翻出了我的出生证明，看着上面我一丝不挂的照片，红着脸又塞了回去。还从他们床下翻出他们恋爱时父亲写给母亲的几十封情书，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封，内容乏善可陈，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普通的朋友在拉家常。直到有一天，我从父亲的写字台的抽屉里找出几封可疑的邮件，坐到沙发上刚要查阅，就被突然回来的父亲打断了，匆忙中，我把邮件塞到了沙发的背后。
我之所以对那天下午的情形记忆犹新，是因为那天父亲揍我的力度超过以前许多，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育的很好，已经是个半大小伙子了，但父亲没有因此而手软，父亲一边把巴掌抡圆往我屁股上扇，一边发牢骚说没想到自己调教出这么一个没素质的儿子，像小偷一样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还不收拾。他最不能容忍的两种人就是乱翻别人的东西的人和随地吐口香糖的人，我的素质不配作他的儿子。
我趴在沙发上耳朵里听着父亲的巴掌打在我屁股上啪啪作响的声音和他的牢骚，心想他说错了。因为我以前听他对母亲说过，他最不能容忍的两种人是随地吐口香糖的人和是拉完屎不擦屁股的人，这两种人太没素质，前者是对别人的不负责，而后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现在，他为了找到让我挨打的理由，竟然改成“乱翻别人东西的人”，我为父亲这种没有原则性的作风感到十分失望。
那几封邮件我之所以感到可疑，是因为我看到信封上的寄件人地址是学校。我挨过打的第二天，等父母上班后，我从沙发后面翻出那几封可疑的邮件。共四封，三封是陆菲寄来的，一封是她的父母写来的。
陆菲的父母在信中说，他们听到陆菲说的我对她的所作所为后，出于父母的本能，十分生气。后来他们向学校打听了一下，我并不是那种充满恶意的坏孩子，每个男孩子都有调皮的时候，所以他们能够原谅我。但希望父母能对我好好指导，不要放任自流，否则以后很难说向哪个方向发展。
陆菲在第一封信中控诉了我的所作所为对她的伤害，希望父母能对我管教，并说明了她不想报告给学校的理由，她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在校园里抬不起头来。第二封信里她谈到了我对她的道歉，但她没有搭理我，因为她也不想让这件事这么轻易地了结，她说，其实看到我可怜兮兮地跟在她后面请求她的谅解时，她在心里就答应了，但她就是想让我吃点苦头。所以请求我的父母不要因为她没有接受我的道歉而对我有什么惩罚。第三封信中，她告诉了我父母我说的准备娶她的话，她说没想到事情拖到后来变得这么复杂，所以她要在下个学期转学，免得我真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同时希望我父母能在这方面好好管一下我。
这四封信看完以后，我的心终于像一块石头一样落地了。我知道我家的“平天下者”不会对我再有什么实质性的惩罚了，我既不用进工读学校，
更不用担心将来生活不能自理。但心里又空落落地，因为我以后再也见不着陆菲了。
上了高中后，陆菲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除了偶尔在我梦中出现，我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但每次从带有陆菲身影的梦中醒来，我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高二那年，我读到了安徒生童话的全译本，里面有一篇《光荣的荆棘之路》，我忽然想起，在父亲给母亲的情书中，我曾看到这句话，他对母亲说，人生就是一条光荣的荆棘之路，我们怀抱着希望穿行在其中，走得小心翼翼而孤独，只希望有同样的感受者可以携手同行。现在想来，父亲在追求母亲时，深沉得像一个诗人，一点也没有我看上谁就大胆地对她说要娶她时的魄力。对于我来说，如果人生真是一条光荣的荆棘之路，那么陆菲就是我踩上的第一根荆棘，让我感到踏上路途的快乐，却又痛得刻骨铭心地难以忘怀。
进入大学校园，恋爱成为大众消费生活的重要方式。热恋中的人歌颂着爱情的美好，失恋的人咒诅爱情的虚无。但在我的生活圈中，失恋的人比热恋的人要多好几倍。我像二战中的瑞士一样持着中立态度，每天穿行于教学楼、宿舍和图书馆之间，没有人向我抛来玫瑰花，我也从不向任何人抛去，比起初三和初三以前的我，我锐气尽失，我不知道自己这个样子是成熟还是堕落。
朋友和同学圈里有人四处散布着爱情是性欲的副产品的论调，但我不支持这种观点。人生毕竟还是要有希望，并且乐观一点，对人生来说是很轻易的事，如果悲伤太多，非常不利于人类的进步。在这一点上我对我们的先哲们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苦心孤诣地造出宗教，以无限的热情带给人类希望，鼓励人们乐观地走向未来。爱情是现实的理想，宗教是遥远的期待，虽然理想容易破灭但十分容易重新建立，期待可能遥远却总是在可以望见的地方招摇。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我十分怀疑我那些朋友和同学的智商。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不留下任何痕迹地结束大学生活时，我忽然收到一封父母转给我的美国的来信。我好奇地拆开后发现是陆菲的。
陆菲在信中简单地陈述了她考上大学和去了美国的经过。并说明，她之所以要来这封信，是由于事隔多年，她对以前我和她之间的事仍旧感到无比的奇怪，并且奇怪到她都难以忘怀。她说，她对自己考上大学不奇怪，对自己去了美国不奇怪，这么多年来，最感到奇怪的就是我和她的相识。她说，自己在路上走的好好的，突然从后面来了一个愣头青，用一种匪夷所思的理由掀了她的裙子，而后还理直气壮地走开。接着又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像跟屁虫一样持之以恒地跟在她后面道歉，后来这种道歉又莫明其妙地变成了每天对她穿着头头是道的评论。好不容易熬到他毕业的那一天，这个愣头青又在学校门口对她说了一句足以让她魂飞魄散的话。她说这一切都现在想来都像是只有在梦中才可能发生的事，一切都不合理，却偏偏在她身上发生了。她说这件事这么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她，现在我们的纯情时代结束了，所以她才敢来封信问一下，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她只是想为这么多年的困扰找个答案，如果我不愿意回信也无所谓。
我在回信中告诉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在那个年龄，做什么事都是不需要为自己的找个理由的。但请她相信，我的道歉是真诚的，对她的穿着评论也是真诚的，并且包括毕业后在校门口所说的那句话也是真诚的，但这些都限于我们的纯情时代内，现在不算。因为那时我是一个饥饿的孩子，爱情就像馒头一样对我有无限的吸引力。但现在，无论我和她都知道世上有比馒头更好吃的东西存在了，所以爱情这个馒头也就再不能引起我对它的欲望了。这封越洋回信花了我五十多块钱的邮资，心疼得我犹如被割了大腿上的肉。
陆菲后来又给我来了一封信，问我馒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她不太懂。我把信扔到一边没有给她回信，我苦笑着想，伟大的教育体制又把一个聪明的孩子变成了笨蛋，但幸好这个笨蛋去了美国，去恶心美国人民了。我没必要再割肉了。
大学毕业的四年后，我的父母看着我心止如水地活着，终于按捺不住开始四处给我张罗女朋友了，但一个个都无果而终。现在轮到他们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了。如果他们对我稍作批评，我就瞪着眼睛威胁他们：“你们不要唠叨啦！信不信，我打一辈子光棍给你们看！”只要我这样一吼，他们立即像锯掉嘴的葫芦一样不再做声。我想，风水轮流转，终于轮到我在你们面前耍威风了，这种好日子可不多，等真的找了女朋友再结婚当了老公，就像是牲口弄了根缰绳给套上了，我又得像以前给你们当儿子似的在专政下过日，所以我还真的不急，等我过烦了这样的日子，再考虑给自己弄根缰绳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很爱你们，但你们要急，我也管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