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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志钧先生
戊戌政变前夕,光绪皇帝颁发的两道“密诏”,是研究维新运动的重要资料,也是康有为后来保皇活动的重要凭借。然而,当初“密诏”发布即有人发生怀疑*,和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的王照也说是“伪作”*。这些年来,“密诏”的来源、时间、内容、性质诸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注意,如黄彰健先生即有专文考核,爬梳资料,反复论辩*。我过去也曾对此试作剖析,但未鞭辟入里*。这些年续有所得,特别是曾经赴日讲学,接触到档案、报刊,有助对“密诏”问题的探索。本文准备就旧有的、新见的各种文献,提出对“密诏”的一些看法。
一
“密诏”是怎样露布的?刊发中又有哪些变动?这是首先要弄清的问题。
较早提到“密诏”的是年9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的《字林西报》,谓:“闻本月初二日,皇上曾密谕康有为作速出都,此间怨家太多,不宜久处。”提到“密谕”。接着,香港《孖剌报》(《中国邮报》ChinaMail)刊载该报记者10月6日(八月二十一日)与康有为的谈话*。10月17日(九月初三日)的《字林西报》简述谈话内容后,录有“密语”英译。10月19日(九月初五日),上海《新闻报》的《国事续闻》二十六,载康有为的《公开信》,中附“密诏”,并于10月24日(九月初十日)由《字林西报》译出。10月25日(九月十一日),《台湾日日新报》有《清帝密谕》,谓“从友人处抄得康主事有为所奉密诏两道,乃洞明是事之源委,爰急刊布以告天下”,下有诏文。12月21日(十一月初九日),日本外务省收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抄送。《康有为事实》和康有为《奉诏求救文》,录有两道“密诏”*。《台湾日日新报》在年1月29日(十二月十八日)又将《奉诏求救文》刊出。5月,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印出,在第二篇第三章《戊戌废立详记》中也将“两谕揭载”*。
至于康有为,在旅日期间也多次谈到“奉诏求救”,如《戊戌八月国变记事四首》的第三首谓:“吾君真可恃,哀痛诏频闻。”第四首谓:“南宫惭奉诏,北阙入无军。”*在《保救大清皇帝会例》中第一条称,“遵奉圣诏”*,后面附有谕文。《保皇歌》亦云:“痛衣带诏之求救兮,伊中外而求索。”*年10月(庚子九月)还写《上皇帝书》,“历陈奉诏出行,开会筹救,万国尊信,公请复辟情形”*。慈禧死后,杨锐之子杨庆昶于年(宣统元年)将第一道“密诏”呈缴都察院,赵炳麟“疏清宣付实录”*,并将此诏录入赵氏所编《光绪大事汇编》卷九。后来罗惇曧《宾退随笔》也录两诏*。康有为去世后,《康南海先生墨迹》印行,中有“密诏”两通,但它是抄件。
“密诏”刊布情况,略如上述。
二
如今看到的光绪皇帝“密诏”,来源不一:一是杨锐之子杨庆昶缴呈的第一诏,即《光绪大事汇编》卷九所载;二是报刊上登出的两道“密诏”全文,如《新闻报》《字林西报》《台湾日日新报》;三是罗惇曧之由王式通、赵熙“录以见示”的;四是康有为、梁启超记述的,如《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奉诏求救文》《致英国驻华公使照会》*《戊戌政变记》《康南海先生墨迹》。
在这四类中,罗惇曧所录第一诏来自杨庆昶所缴呈,文字稍异(见后),第二诏或据报刊传抄。至于报章所载,最早刊登的《新闻报》,前有康有为的信件,日本外务省档案和《台湾日日新报》也是附在康有为《奉诏求救文》之后。那么,两通“密诏”的来源,实际是两个:一是杨锐之子,一是康、梁。前者只有一道,后者则有两谕。
这两道“密诏”,第一道由杨锐之子缴呈都察院,赵炳麟据以录入,这时慈禧、光绪刚死不久,在他的呈文中,述及手诏“令其珍藏”及杨锐“复奏大纲”的经过*,自有根据,赵炳麟据以录出,当为可靠。两诏全文之用中文刊出,则最早为年10月19日的《新闻报》。这样,要探索“密诏”的真伪及其演变,就得首辑赵炳麟所录和《新闻报》刊出的“密诏”。今先论第一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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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诏文据赵炳麟所录为/p>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罗惇曧《宾退随笔》即源自杨锐之子所缴*。
第二,第一次密诏,据《新闻报》年10月19日《国事续闻》二十六所载则为/p>
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日本外务省档案《奉诏求救文》后所附,“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下加“而用通达英勇之士”,后面“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下增“及”字。年10月25日《台湾日日新报》作“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在“今朕位几不保”下,作“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与诸同志”,其余与《奉诏求救文》所附相同。
《致英国驻华公使照会》作“而用英勇之士”,下为“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
《戊戌政变记》第二篇《戊戌废立详记》所附,则为“而太后不以为然”作“而皇太后不以为然”,下面也作“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与诸同志”。
《康南海先生墨迹》抄录此诏,作“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与《台湾日日新报》同。又“而用通达英勇之士”,则添加于右侧。
此外,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则“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作“而用通达少年之士”,下作“汝与康有为等同心设法相救”。
根据上述,第一次“密诏”来源不一,内容有异,除杨庆昶所缴外,余几都出康、梁之手,而文字也有不同。
杨庆昶所缴“密诏”(下简称“杨本”),既有源由,语气亦合。而出自康、梁的“密诏”(下简称“康本”),则与之不同。主要差异是/p>
第一,“杨本”是“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感到自己“权力实有未足”,既想改变旧法,而又不敢“有拂圣意”,从而颁诏,嘱“妥速筹商”。词意婉转,内容近实。而“康本”则一开始就从“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着眼。“杨本”只说如果“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则“朕位且不能保”;“康本”则作“今朕位几不保”,语气大有差别。
第二,“杨本”作“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而“康本”初刊时作“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查“密诏”交杨锐传出,谕中“尔”应指杨锐,不应再有“杨锐”之名;下面为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三人,则传谕军机四卿,原无康有为之名。“康本”在《新闻报》初刊时,“尔”作“汝”,说是“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云云,变为“密诏”是交给康有为的了,后来且写成“汝康有为……”,把康有为的名字都写上去了,显然,中经窜改*。
照此说来,“杨本”和“康本”的不同在于:“杨本”只说变法危机,嘱军机四卿想出既能“转危为安”,又不“有拂圣意”的“良策”,而“康本”则明言“朕位几不保”,嘱“设法相救”(“设法相救”四字,即为“杨本”所无)。“杨本”的“尔”指杨锐,谕交四卿,“康本”的“汝”指康有为,后来且径添康名*。显然,“杨本”是真诏,而“康本”则经改窜。它不是一般传抄错误,而是另缮重写;不是稍有增删,而是改易谕意。关键之处是“设法相救”和把“密诏”说成是写给康有为的。
至于光绪皇帝的第二道“密诏”,在《新闻报》最早时作/p>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台湾日日新报》为“汝可迅速出外”,“将来更效驰驱”下增“共建大业”四字。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戊戌政变记》《宾退随笔》有首三句,下与《台湾日日新报》同。
日本外务省档案则作“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下有“共建大业”*。
《康南海先生墨迹》中“共建大业”四字则添加于右侧*。
第二道“密诏”是给康有为的,与第一诏之另有杨庆昶缴呈之本不同,它既乏原件,又只有康有为一个来源,无法判定是“真诏”。但即就康有为历次所说,也有不同。如最初只有“汝可速出外”,后来在《奉诏求救文》下加了“国求救”三字,意义就大不相同。至少可说“国求救”三字是初刊没有,后来出现的,“共建大业”四字也值得怀疑*。
照此说来,两道“密诏”,均有改篡。其关键之处,除表示写给康有为外,是在“设法相救”“出外国求救”处。第二诏加上“国求救”三字,又是在《奉诏求救文》后添加上去,为“奉诏”“出外国求救”张本的。
三
由于康有为将“密诏”改篡,王照又称为“伪作”,引起了人们的怀疑,甚至怀疑光绪曾否有此诏书,而予根本否定的。我认为,这还得具体分析。
第一,光绪皇帝是曾经发下两道“密诏”的。第一通“密诏”交由杨锐带出,宣统元年,杨锐之子缴呈都察院,说明确有其事。又据《谕折汇存》:“三十日,召见军机及崇礼、杨锐。”七月三十日,即第一诏发出之期。第二诏于八月初二日由林旭传出,同日,光绪颁发明谕:“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迟延观望。”*“密诏”首言“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明谕饬其迅速离京,“密诏”再予慰勉,合乎情理。再查《谕折汇存》:“八月初二日,召见军机及袁世凯、成勋、周莲、陈春瀛、林旭。”与《康南海自编年谱》“初三日早,暾谷持密诏来”,以及梁启超《南海先生诗集·明夷阁诗集》下“按语”,“第二次乃八月初二日,由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林旭传出者”相合。即袁世凯在八月初三日见谭嗣同持来墨笔所书“密诏”,也说“仿佛亦上之口气”,知“密诏”是确实有的。
第二,王照称之为“伪作”,但他并未说没有“密诏”。政变发生,王照和康有为、梁启超同往日本,在他和犬养毅的笔谈中,就承认有此“密诏”。他说:
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而太后不知,诸逆贼杀军机四卿以灭口,而太后与皇上遂终古不能复合。今虽欲表明皇上密诏之实语,而无证矣。惟袁世凯亦曾见之,而军机之家属亦必有能证者。然荣禄、刚毅谮皇上以拥太后,此时无人敢代皇上剖白作证,天下竟有此不白之事。*
这件笔谈,甚为重要,他不但说明确有“密诏”,还说“诸逆贼杀四卿以灭口”。他提到的袁世凯、四卿家属“必有能证者”也有根据。袁世凯《戊戌日记》既有记载,杨锐家属又持以缴呈,可见王照是承认光绪发过“密诏”的。
王照“笔谈”主要说明光绪“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据杨庆昶缴呈第一诏,也言“仰窥皇太后圣意”,对变法“以为过重”,想望能有“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办法。但它恰恰承认有“皇上密诏之实语”。
再看王照所说“伪作”,见后来发表的他和木堂翁(即犬养毅)的笔谈*,原文是:
皇上密谕章京谭嗣同等四人,谓朕位今将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云云。此皇上不欲抗太后以取祸之实在情形也。另谕康有为,只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真密诏,乃康伪作者也。
这里,他还是承认有“密谕”,是有“真密诏”的,而说如今康、梁所传播的,则为伪作,这也是符合事实的。他说“皇上密谕章京谭嗣同等四人”与杨庆昶缴呈第一诏既相一致,上揭《新闻报》最初露布时的第二诏,也只有“迅速出外”,没有“令其举动之文”,即《康南海先生墨迹》在致李提摩太书后抄附密诏,也无“求救”二字。康、梁在政变后传播的“密诏”,是可以称之为“伪作”的。
又查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而在康有为此次来京的时候,都说是奉了光绪皇帝的衣带诏,要他到外国请兵求救的。人问他要密诏看时,他又说临出京时,因某事之必要,已经烧掉了。”康有为连光绪给他的第二诏也拿不出来,增加了人们对光绪要他到“外国请兵求救”的不相信。
康有为将第一诏改为写给他自己的,无非表示他奉有衣带之诏,是“奉诏”的,是能代表光绪旨意的。至于加上“设法相救”“出外国求救”,又是他为政变后流亡海外、保皇复辟做舆论准备,表示“奉诏求救”。
康有为最早在报刊登出“密诏”时,就有了“奉诏求救”的设想。当时,他曾分函中、西各报,要求“遍告天下”。中文报中,《新闻报》说是,“本馆虽用华文,本系西报,故将原函不易一字,并所抄之密谕二道照录于后”。康有为的原信是:
善长大人足下:天祸中国,际此奇变,吕、武临朝,八月五日遂有幽废之事,天地反复,日月失明,天下人民,同心共愤。皇上英明神武,奋发自强,一切新法次第发行,凡我臣庶,额手欢跃。伪临朝贪淫昏乱,忌皇上之明断,彼将不得肆其昏淫,而一二守旧奸民复环跪泣诉,请其复出(以革怀塔布之故,此事皆荣与怀赞成之者)。天地晦冥,卒致幽废。伪诏征医,势将下毒。今实存亡未卜,诚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者也。伪临朝毒我显后,鸩我毅后,忧愤而死我穆宗,今又幽废我皇上,罪大恶极,莫过于此。仆与林、杨、谭、刘四君同受衣带之诏,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今将密诏呈上,乞登之报中布告天下(中文报不能登,西文报亦可)。皇上上继文宗,帝者之义,以嫡母为母,不以庶母为母,伪临朝在同治则为生母,在皇上则先帝之遗妾。再《春秋》之义,文姜淫乱,不与庄公之念母,生母尚不能念,况以昏乱之宫妾而废神明之天子哉!若更能将此义登之报中(中西文皆可),遍告天下,则燕云三十六州,未必遂无一壮士也。专候近妥,弟某叩首。
信中称慈禧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罪大恶极”,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了。
这时,康有为避居香港,他对香港《中国邮报》记者的谈话中也说:“皇上命我到外洋去为他设法求援,因此我打算立即动身到英国去。英国是以世界上最公正的国家驰名的。……依据我个人的想法,英国如果能利用这个机会支持中国皇帝和维新党,是于他本身有利的,因为这样去做,就无异乎同时也协助了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则会视英国为他们最好的、最可靠的朋友。如若英国不能及时而起,那末西伯利亚铁道一旦竣工,恐怕俄国势力就会在全国各地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如果英国能协助皇帝复辟,我将毫不踌躇地说,皇帝和维新党的领袖们都不会忘记他的盛情。”*说是光绪命他到“外洋去为他设法求援”,表示要动身到英国“求救”了。
接着,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首数慈禧“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末谓:“凡我大夫君子、志士仁人,咸为大清之臣民,其忍戴异姓之淫子乎?”“若屈膝以事伪主,甘心而立牝朝,则万国攘臂而仗义,天下裂眦而公愤”。至于康有为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效申包胥之痛哭,普天洒血,遍地飞霜”,请求“大地数十友邦吊吾丧乱”。下面就附两道“密诏”,说明他是“奉诏求救”。怎样“求救”呢?在第二道“密诏”中加上了“迅速出外国求救”,到哪个外国去“求救”呢?主要目标除上面提到的英国外,还有日本。
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英国和日本存有幻想,是和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有关的。由于慈禧亲俄,沙俄在华势力的扩大,英国、日本与之有矛盾,曾想支持一个符合英、日利益的政府。康有为等也希望英、日能够扶植维新运动。他们对帝国主义是这样认识的:“联俄则燃眉噬脐,旦夕即成异类;联日以联英,则皮肤之癣,犹可补救于将来。”*
早在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等改良派就已向往英、日的“支持”了。他们不止一次地鼓吹与英、日联盟*。北京强学会筹组时,英国李提摩太“曾来会”,“并得到英国公使欧格讷很大的鼓励”*,“使改良派感到深刻的兴趣”。政变前夕,康有为建议李提摩太担任光绪皇帝顾问,且授意宋伯鲁、杨深秀疏荐,以为“借箸之筹”*。这时,日本伊藤博文来华,康有为访诸使署,告以光绪之无权,慈禧之掣肘,顽固守旧大臣之阻挠,并请伊藤博文于觐见慈禧时“剀切陈说”,以使“太后回心转意”*。他们对英、日存有幻想。
英、日两国对维新运动也曾表示
